名仕亚洲官网欢迎您!

名仕亚洲官网 > 行政法 > 你申请政府部门公开信息,土壤污染责任人负有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

你申请政府部门公开信息,土壤污染责任人负有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

时间:2020-03-12 08:44

导读:土壤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土壤污染防治则是关乎食品安全、公众健康和环境保护的大事。 土壤是保障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是筑牢健康人居环境的首要基础。土壤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资源,其质量状况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生态安全和百姓民生福祉,需要全社会给予关注。(网络配图) 《土壤污染防治法》将于2019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法律牵动着大家的心。土壤环境质量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生态安全和百姓民生福祉。 《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在即,如何筑牢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确保公众拥有健康安全的人居环境?还有哪些土壤污染问题亟须解决?记者近日就公众关心的土壤污染防治热点问题,采访了有关部门。 土壤污染责任人如何界定? ■问题一 2018年8月31日,《土壤污染防治法》正式通过,相较于大气、水、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出台较晚。 针对土壤污染有着隐蔽性、滞后性、累积性、不均匀性、不可逆转性和长期性等特点,如何有效认定污染责任人,建立起有效的污染防治的责任体系,是《土壤污染防治法》有效实施的关键。 对于主体责任界定和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问题,《土壤污染防治法》从总则、具体制度设计、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规定:土地使用权人从事土地开发利用活动,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少土壤污染,对所造成的土壤污染依法承担责任。 为落实政府责任,《土壤污染防治法》还规定国家实行土壤污染防治目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将土壤污染防治目标完成情况作为考核评价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负责人的内容。 对受污染地块,首先是由土壤污染责任人担责。土壤污染责任人负有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行政法室副主任张桂龙表示,“这也是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因实施或者组织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等活动所支出的费用,由土壤污染责任人承担。 在土壤污染防治中,建设用地和农用地有不同的责权归属。在建设用地管理中,土壤污染责任人无法认定的,应当由土地使用权人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而农用地的分类管理中,则主要由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采取风险管控和修复措施。 土壤污染责任人不明确或者存在争议的,农用地由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认定,建设用地由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认定。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副处长付莎表示,“这个‘认定’过程也不是随意的,而是要按照法定程序进行的,法律要求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认定办法,按照认定办法的规定来进行认定,通过程序正义保障实质正义。” 如何建立风险管控和修复资金体系? ■问题二 “从污染发生的过程来看,现在的土壤污染一般都是以前排污行为(不管是合法和非法的)造成的。”付莎认为,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和政府部门三方都要对过去发生的污染行为所造成的土壤污染承担进行调查、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和修复等义务。 责权清晰,溯源到底。自《土壤污染防治法》实施之日起,有关责任主体,包括土壤污染责任人、土地使用权人和政府部门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对有关地块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针对在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中污染物含量超过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地块,有关主体就要进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以及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的要求,采取相应的风险管控措施和修复措施。 资金投入不足和来源不稳定,一直是困扰土壤污染防治的一块“短板”。 《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了专项资金和基金制度,特别是把基金制度写到了法律规定中,在当前财政体制下应当是个重要法律突破。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副主任王凤春说:“我国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尚处在起步阶段。污染情况怎么样,每年需要政府花多少钱进行调查、监测、评估、风险管控及修复,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来定,而现在确定一个财政支出比例,也并不合理。问题的关键是要建立起有效的风险管控及修复的资金负担体系,其中基金制度是一个重要探索,是搞政府性基金还是搞更具商业性的绿色发展基金?搞不搞企业运营的投资基金?还需要政府有关部门进行研究。” 如何切断风险暴露途径? ■问题三 《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土十条”均明确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风险管控的原则。不主张盲目的大治理、大修复。对于受污染的建设用地,可以采取消除或减轻土壤污染的修复措施。在彻底消除污染不具有经济技术可行性的情形下,采取隔离切断或控制暴露途径的措施,都可以达到防控风险的目的。 以受污染的耕地为例,为了避免污染耕地用于粮食或者其他食物的生产,《土壤污染防治法》和“土十条”进行专门的制度安排,建立农用地分类管理制度。 《土壤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二条规定:土壤污染状况普查报告、监测数据、调查报告和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风险管控效果评估报告、修复效果评估报告等,应当及时上传全国土壤环境信息平台。 上述数据通过国家土壤环境信息平台实现部门之间的共享,可以发挥多种作用。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副司长钟斌说,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会同相关部门,不断完善土壤环境基础数据库,强化信息共享,并基于信息共享进一步开发相关应用,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提供支撑。 标签: 土壤污染

美国:旧金山要求暂缓智能电表安装

法学专家:国家邮政局应将其所了解情况予以公开 近日,律师吴飞向国家邮政局和财政部申请公开邮政普遍服务基金信息的要求,遭到了拒绝。 在国家邮政局的函复中,吴飞要求公开的信息属于“依法不属于我局的公开范围”,因为邮政普遍服务基金的征收、使用和监督管理具体办法的指定工作,主要由国务院财政部门负责,故国家邮政局局对申请不予答复。 吴飞对这样的解释难以接受,“邮政普遍服务基金的征收、使用和监督管理信息,既包含国家邮政局自己制作的信息,也包含其获取的信息,理应由邮政局公开。” 信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 2012年年底,国家邮政局牵头起草了《邮政普遍服务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快递企业应缴纳邮政普遍服务基金,以补贴邮政普遍服务的发展。 这被舆论解释称为“份子钱”的服务基金,在吴飞看来,它的“公平性、规范性、统一性、合理性上都存在问题,有可能涉嫌垄断”。 这也是吴飞申请公开该基金详细信息的初衷。 北京市锋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晓原认为,邮政普遍服务基金“不涉及国家和商业机密,也谈不上个人隐私,公众对此有知情权,政府的信息应该面向全社会予以公开。而且,公民、快递公司、专家学者各方都需要了解基金的运作、管理、收费标准等。” 根据2008年5月1日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行政机关对符合下列基本要求之一的政府信息应当主动公开: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反映本行政机关机构设置、职能、办事程序等情况的;其他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应当主动公开的。 “《信息公开条例》要求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只有涉及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时才不能公开。”武汉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教授秦前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邮政普遍服务基金显然不属于例外情况。 而国家邮政局认为,公开此项信息的主体应该是财政部门。 秦前红表示,国家邮政局的理由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不可完全拒绝吴飞提出的申请,“国家邮政局应根据申请人的要求,将其在整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了解到的情况等内容,予以公开。” “对于几个部门联合制定的文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没有明确规定。”刘晓原说,但这个基金管理办法由国家邮政局牵头制定,其产生和管理由邮政局负责,因此不能以自己不是该办法的制定主体,作为不予公开的理由。 不少政府部门为信息公开设置“高门槛” 6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中国电子政务年鉴(2012)》。根据年鉴的统计,地方政府近3年主动公开信息总量超过9200万条,2012年增长率达到16.7%。同时,近3年地方政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数量超过66万条,2012年增长率达到16.1%,约80%的申请能够以“同意公开或部分公开”的方式得到满足。 对此,秦前红的评价是,政府信息公开现状“有进步,但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政府部门、机构和人员,在信息公开的意识方面有所加强,在预算公开,三公经费公开等方面,可以说迈出了一步。但仍然不能让人满意,公众还是觉得政府信息公开的全面性、系统性等都不够,有些部门的态度也表现出游移、躲躲闪闪、遮遮掩掩等。”他说。 有过多次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经验的刘晓原感触颇深,认为“阻力确实很大”。 “政府部门对于公众的申请,要么答非所问,要么就以涉及国家秘密等原因进行搪塞,虽然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很多法院都不愿意对此进行立案。”刘晓原表示,不少政府部门为信息公开设置了“高门槛”。 “你申请政府部门公开信息,对方就要求你提供证明,证明所需公开的信息和申请人有利害关系,然而,这个证明在大部分时候是很难拿出来的,这就等于变相地限制了你要求政府公开信息的权利了。”刘晓原认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没有规定这样的限制条件,这些人为的“门槛”有违法律精神。 “目前媒体的发声过于千篇一律,而人民代表大会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在进行信息监督环节,就显得过于拥挤,出现了密集的要求信息公开的这种现状。”秦前红表示,由于目前反映诉求的途径有限,因此,都挤到申请公开这个狭窄的渠道里去了。 “促进政府信息公开还需要多方配合。”他说。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欠缺有效的问责和追究机制 “政府不能一直等着公民申请才进行信息公开,应该做到主动公开。”刘晓原认为,当前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亟待改进,而促进政府信息公开,首先需要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上升到法律的高度。 这样的呼吁在学界并不鲜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万华曾表示,“政府立法内容上大多容易偏重政府管理法,人大立法在内容上则可以实现公民权利法、政府义务法的定位,将条例上升为人大立法,更易从知情权保障的角度构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现实情况是,公开条例中关于政府信息的外延并不明确,而模糊的事项范围就给了一些机关和部门“可乘之机”,可以找到各种理由拒绝公开相关信息。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教授熊文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更应注重条文上的完善,以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不公开的事项范围;允许公民可以获取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政府信息;补充规定允许公民就某项政府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裁判争议的政府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 秦前红认为,政府信息公开难以落实,与程序上的“不精致”有很大关系。 “比如,申请公开的主体,要有一个过滤的机制。否则,政府可能遇到应接不暇的问题。一两个人申请公开尚能应付,但如果是几十个几百个,政府可能就没有办法应付了。”秦前红表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还欠缺有效的问责和追究机制提供保障,“《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这方面的规定不够清晰,应该进行改进。”

2010年6月21日

据悉,金山市律师丹尼斯埃雷拉上周四要求加州监管部门暂缓安装太平洋煤電公司饱受争议的智能电表,直到该电表的准确性得到验证为止。

上一篇:副省长花建慧在开班仪式上要求落实食品安全地方政府负总责,股转公司发布《关于挂牌私募机构自查整改相关问题 下一篇:该调查事项未对公司造成直接损失,检验检疫职能转变的方向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