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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西方法律思想史年会在我校法学院模拟法庭顺利开幕,……3000多处风貌建筑有可能一夜之间被除名

时间:2020-04-19 22:02

图片 1 北京路352—354号被列入传统风貌建筑线索,也位于历史文化街区和受保护的一类骑楼街。但业主在修缮时未依法报建,并拆通顶。

   3月27日,由教育部政策法规司主办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专题研讨暨教育立法基地工作协调会召开。

10月16日,全国西方法律思想史年会在我校法学院模拟法庭顺利开幕,出席开幕式的有全国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吴玉章,全国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史彤彪,中国立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朱景文,我校法学院院长易继明,法学院党总支书记姜燕兰,开幕式由全国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徐爱国主持。

  新快报11月5日A16版讯“……3000多处风貌建筑有可能一夜之间被除名。那意味着数千座建筑遗产失去保护光环,被拆将会是迟早的事情!作为一线民间文保志愿者,甚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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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首先由易继明教授致欢迎词,首先他代表我校法学院对与会的所有领导和学者表示欢迎,他表示本次全国西方法律思想史年会能在我校举行既是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对学院的关心与支持,同时也是学院积极争取的结果。他说,我校法学院近年来在民商法方向、经济法方向、法理法史方向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成绩面前,法学院也认识到法学基础学科研究的必要性,法理法史的研究是其他学科方向研究的基础。本次年会的主题是“法律史与西方法理论”,易继明教授希望本次年会的召开能在学术研究上作出贡献,最后他预祝年会圆满成功。

  “传统风貌建筑,自古至今,是广州城市的驱壳,连这个壳都没有了,广州还像广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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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教授代表全国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发表致辞,他感谢法学院为本次年会所做的精心而又细致的筹备工作。本次西方法律思想史研究会将历时两天,将在西方法学经典研究、法学家研究、西法史教学研究等多个方面进行探讨,他希望所有与会学者能够在研讨会上畅所欲言,为学科发展做出贡献。

  《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在三审时突然删除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详见2015年10月29日《新快报》A8)。刚在“五普”中评出的3000处传统风貌建筑线索会否成为没有合法保护身份的“弃儿”,会否引发抢拆?引起专家、网民关注与担忧。

  在《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专题研讨会上,我校法学院曹海晶教授、彭礼堂教授、尹建国副教授、滕锐老师和与会专家分别从行政法、经济法、民法、公司法、教育学、公共政策学等角度,为该实施条例草案的修订提供了专业性意见,内容涉及兴办民办学校的基本原则、民办学校的设立、民办学校的名称、民办学校的组织与活动、教师与受教育者、资产与财务管理、退出与清算机制、支持与奖励、法律责任等。

开幕式后,本次年会的主题研讨环节正式举行,朱景文教授担任主持人。湖南商学院法学院教授陈波、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刘永艳、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邱昭继副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崔永东,我校法学院教授李红海分别作了主题发言。河南中医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乔飞,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孙文恺担任点评嘉宾。会议现场老师同学就发言内容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广州市历史建筑与历史风貌区保护办法》中有一席之地的传统风貌建筑,为何无法跻身《条例》“升格”保护层级?这3000多传统风貌建筑到底有多大价值,激发专家、网民呼吁保护?保与不保的矛盾背后隐藏了怎样的价值观博弈与利益冲突,又能否求得平衡?

  在教育部教育立法基地工作协调会上,教育部政策法规司与各高校共建的教育立法研究基地、学校治理研究中心及国际教育法治研究中心,分别汇报了自身建设情况与未来发展方向,确立了定期联席会议制度,协调了各基地或中心的建设任务,期待通过共同协作推进教育立法与教育法治研究。尹建国代表我校教育立法研究基地介绍了基地的基本情况、研究任务、研究范围、预期目标、组织架构设想、学校政策支持、建设进度和发展规划等,并回答了相关提问。

10月15日晚7点半,参加本次西方法律思想史年会的朱景文教授做客我院第50期法学讲堂,做了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完善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演讲,吴玉章教授担任点评嘉宾,讲座由易继明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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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我校是教育部政策法规司2018年面向全国开展合作共建教育立法研究基地的6所高校之一。我校教育立法研究基地由许晓东教授任主任,法学院主持承建,教科院和公管学院为重要参与建设单位。

朱景文教授的演讲也为本次年会进行了预热,他在演讲中首先谈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意义。他从立法、行政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四个方面对我国的法治状况进行了一个客观的评价。 其次,朱景文教授向在座同学详细介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阶段和标准。关于阶段的形成,他向在座同学展示了国内学者们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在形成标准上,应以“社会标准”为主要标准而附带以“法律标准”。所谓的社会标准即以是否能够满足当今社会目前的需要为标准,法律标准则是法律内部的和谐一致。

  传统风貌建筑不应单列,而应放历史街区保护

  参加活动的有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王大泉、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田福元、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黄晓玫、我校副校长许晓东、中南大学党委副书记蒋建湘,以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北政法大学、西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湖南省教育厅等单位的40余名专家学者。

朱景文教授还从法律数量和系统化程度两个角度来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现状和问题。他认为以法律数量来评价法律体系是否形成只具有相对意义,而法律的体统化程度,重要表现在法典化程度也是一个重要标准。他从宪法及其相关法、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详细分析了各自出现的问题以及所处现状,并提出除了七大法律部门之外,环境资源法和军事法是否可以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而存在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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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他提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中国特色,即是传统理论上不相容、对立的原则的有机结合。

  历史城区划界太窄,有保护价值地区未列入历史街区

  “广州搞的传统风貌建筑,一开始就存在概念上的错误,现在条例出现的状况应与此有关。”曾参与“五普”评审的广州市名城委委员郑力鹏教授推测。

  根据2014年2月开始实施的《广州市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区保护办法》(下称办法),传统风貌建筑是未达到文物和历史建筑标准的不可移动文化遗产。而根据2014年12月29日起施行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传统风貌建筑作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对象。

  “传统风貌建筑原本是个专业术语,是指在历史文化街区内具有一定的历史风貌、集中连片的建筑物。它的遗产价值比较低,建筑质量可能比较差,但还是应该保留,因为它们对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风貌有重要作用。我们现在搞的传统风貌建筑实际上是另一种概念,在实际操作中是把那些上不了历史建筑、价值比较低的建筑作为传统风貌建筑,与历史文化街区没有直接关系。”

  约60%传统风貌建筑线索在历史城区 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家底

  那么,3000多处传统风貌建筑线索中,有多少在历史文化街区?

  据统计,共有1800多处分布在广州的历史城区,即三个老城区越秀、荔湾、海珠的大部分,其中,越秀有900多处,荔湾约600,海珠300多,约占总数60%。而位于历史文化街区的,越秀有约700处(占其75%);荔湾300多(占其50%),海珠200多(占其2/3)。

  曾参与编制《广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华南理工大学禤文昊博士分析道:“文化遗产普查认定的传统风貌建筑,很大一部分位于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区,这些建筑是历史城区、街区的划定基础,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家底,现有的保护规划依据国务院、省、市的相关法规已提出明确的保护要求。”

  他同时指出:“清末民国时期广州的建设规模和建筑质量、技艺均居全国前列。因此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广州的传统风貌建筑数量更多,评定标准也相对更高。”

  事实上,曾参加过越秀区“五普”评审的市名城委委员王世福教授透露:越秀区的有保护价值的建筑数量太多,很多评为传统风貌建筑线索的在别的区完全可以评上历史建筑线索。

  而一些参加过“五普”评审的专家也认为,真正达到传统风貌建筑标准的还不止这3000多,而广州真正达到历史文化街区标准的也远超出现在的26片。

  市名城委委员史小予参加过越秀区和荔湾区的几次评审,他说,有些建筑本来可以评得上传统风貌建筑,但是它们在历史文化街区和受保护的骑楼街里面,已有保护,就不单独评传统风貌建筑了。而是放在历史文化街区和骑楼街的保护规划里去保护,放在街区里面整体保护比单独保护更有利。现在评出来的传统风貌建筑线索也有些是在历史文化街区里面,开始数量比较少就评了,后来数量变得很多了,就直接放到街区里面保护。历史建筑还是要单独评,它是有法律规定的,审批和保护都比较严格。

  “传统风貌建筑的保护价值各有各的看法,我比较倾向于区域性的成片的保护,比如在历史街区、历史村落还是应该要保护,这对历史文化街区整个风貌的保护都是有好处的;单独一两栋的,我觉得就算了。”

  郑力鹏也认同在历史文化街区和骑楼街内的传统风貌建筑,推荐条件可以放宽,应尽量多保,在其它地段或成片开发的地段,推荐条件就要相对严格些,不必一概列入,更不可能一律原封不动地保留。

  大东门以东达道路以西未列入历史城区

  近代革命、城市发展有价值建筑未有保护

  广州现有历史文化街区26片,除新河浦、华侨新村、长洲岛,全部在历史城区内。

  “可是最要命的是,首先是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范围太局限,大东门以东到达道路以西这一片,有许多很有历史价值的老建筑,就没有纳入到或者没有完全纳入到历史文化街区、名城保护范围。”市规委会委员、曾任广州市规划局局长施红平披露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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