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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中日公法学课题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

时间:2020-03-21 13:14

[本站讯]3月10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会,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的相关问题答记者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出席并回答中外记者的问题。在回答新华社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记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最重要判断依据和标志这一问题时,徐显明表示,判断一个国家法律体系是否形成可以采用两个标准:第一个是事实上的标准,即从事实上看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是否做到了有法可依。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看一个国家所形成的秩序是不是通过法律调整而形成的法律秩序。还有另一个角度,看公民的各项权利通过现行法律是否能够获得确认和保护。另一个标准是专业性的,将现行法律进行分类,看整体统一性及其内部特征。第一个特征,看现行全部法律是否构成了这个国家所需要的法律部门;第二个特征,看每一个法律部门中最核心、最重要、起支架作用的法律是否已经制定出来;第三个特征,看中国特色,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是否能够和法律相配套;第四个特征,看法律法规内部是否协调一致。从专业的角度看,法律部门、法律部门当中最重要的法律以及和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与地方性法规相对齐备,内部协调一致,这四个方面统一起来,就叫做文本上的标准。从文本上来判断,徐显明认为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在回答新京报记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对普通公众的影响和包括的内容这一问题时,徐显明表示,这个问题几乎和每个人都有关系。在论述法律体系包括的内容时,他打比方说,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像一棵大树,宪法就像树干。在树干上有七条主枝,也就是七个法律部门。在主枝上面有很多旁枝和叶子,就是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在这个树上挂满了累累的果子,每一个果子都代表着国家的一项制度。这样一个比喻就把法律体系说清楚了。七条主枝就是七个法律部门。第一个是保证宪法实施的宪法相关法部门;第二个是民法商法部门,有时候也叫民事和商事法律部门,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所有法律关系;第三个是国家管理社会事务的行政法部门,比如行政处罚、行政复议、行政监察;第四个是国家调控经济的经济法部门,最主要的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第五个是与民生有关的法律部门,叫做社会法;第六个是刑法部门;第七个是保证前面这些实体法实施的程序类法律,也就是诉讼与非诉讼的程序类法律。这七个部门合起来,构成了现在的法律体系,这个内容极其庞大,表现为一项一项的具体法律制度。徐显明表示,现在的宪法相关法一共有38件,民商法一共有33件,行政法有78件,经济法有60件,社会法有18件,刑法有1件,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有10件,如果再加上宪法正好是239部,这239部构成了我们现行的法律体系的核心内容。记者会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信春鹰先后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会后,徐显明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等栏目的专访。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国际频道、中国网络电视台等对记者会进行了现场直播。链接:徐显明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链接:[央视]焦点访谈:民主法治建设的里程碑 名仕亚洲官网 1名仕亚洲官网 2]

访谈嘉宾:

[本站讯]名仕亚洲官网,10月29日-30日,“中日公法学课题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来自日本的东京大学、名古屋大学、九州大学、东海大学、山口大学、熊北县立大学和国内的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苏州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安徽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30多位中日两国的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学术研讨会开幕式由山东大学法学院常务副院长肖金明教授主持,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小早川光郎教授与中国法学会行政法研究会副会长杨海坤教授分别代表日方和中方专家致辞。双方就山东大学法学院近几年来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对外开放等方面的进步和发展以及主办中日公法学学术研讨会给予高度评价,并希望能够以此次会议为起点建立中日公法学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努力推动两国公法学和公法制度的繁荣和发展。在随后的学术研讨中,专家学者就宪法理念与人权理论、宪法实践与人权保障、宪法修改、宪法诉讼与行政诉讼、国家赔偿制度、统一公法学等广泛议题发表讲演并展开了深入讨论。法学院齐延平教授、曲相霏副教授分别以“宪法理念的重构”、“人权的正当性与良心理论”为题作了会议发言。学术研讨会期间,小早川光郎、大隈义和、纸野健二、甲斐素直等日本学者为法学院师生作了五场以宪政与人权为主题的学术报告。]

周叶中,武汉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著名宪法专家,《反分裂国家法》起草人之一。著有《台湾地区“宪政改革”研究》、《两岸关系的法学思考》、《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法律机制研究》、《海峡两岸协议蓝皮书》等。

访谈动机:

2015年3月14日是《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十周年。十年前的当天,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这部法律。该法明确规定,为了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著名法学家、武汉大学副校长周叶中教授是最早提出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学者之一,也是该法的起草人之一。

“当时,大家对是否开展对台立法的认识有差异。绝大多数人认为,台湾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国共两党基于历史原因形成的。政治问题应该用政治手段和方式解决,没有必要从法律角度思考解决方案。甚至还有人说用法律手段会刺激台湾,不利于两岸关系改善。”周叶中回忆道。

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发生在2003年前后。彼时,在岛内执政的陈水扁当局试图通过所谓“宪改”、“公投”等方式,寻求“法理台独”。“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者也认为,我们要以法治法,有必要跟陈水扁当局打‘法律战’。”周叶中说。

事实上,到2004年时,已经有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了对台立法的议案、提案和建议。其中,是制定《统一法》还是《反分裂国家法》?大家各有见地。

对此,周叶中认为,立法必须从两岸关系的现实出发。他表示,一直以来,根据中国《宪法》和岛内法律条文,海峡两岸属于“主权统一、治权分离”状态。“以陈水扁为首的台湾当局希望不仅治权分离,而且主权分裂。据此,反分裂才是我们最大的挑战”。

这部法律实施至今整整十年。《反分裂国家法》在十年间对分裂活动发挥了怎样的震慑力?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又有哪些影响?3月10日,周叶中教授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的采访。

法条充满政治智慧与法律智慧

《国际先驱导报》:《反分裂国家法》颁布十周年以来,您如何评价它的实施效果?

周叶中:从《反分裂国家法》颁布实施的十年间两岸关系发展的实践来看,这部法律的实施,为我们依法处理台湾问题,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不断深入提供了有力支持。

第一,《反分裂国家法》的颁布,将党和国家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和全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一致意愿上升为国家意志,为我们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台湾问题提供了宝贵经验。《反分裂国家法》实施十年以来,党和国家结合两岸关系发展的实践,提出了许多涉台工作的新主张、新政策,这些主张和政策在《反分裂国家法》的框架下,依照相应的法律程序,成为具有长期适用性的法律规定,为我们逐步构建“法治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模式奠定了基础。

第二,《反分裂国家法》的颁布,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活动的坚定决心,也充分表明了国家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实现和平统一的一贯立场。《反分裂国家法》颁布时,正值“台独”分子鼓吹“台湾法理独立”的高潮时期。《反分裂国家法》的颁布明确了国家遏制“台湾法理独立”,打击“台独”分裂势力的底线。

第三,《反分裂国家法》的颁布,为两岸关系开启和平发展之门,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不断深入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反分裂国家法》不仅为我们反对“台独”分裂活动设定了规范边界,也为我们通过两岸平等协商谈判,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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