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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政府建设背景下我国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需求与供给,(三)认定蜂鸟众包平台与其注册骑手法律关系的判例

时间:2020-03-14 22:36

律新社 | 骆云苹政府法律顾问的“标配”有哪些?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目前在实务操作层面已作了有益的探索,但在理论研究层面,尚未见学术研究或制度建设的推进。随着社会治理法治化程度加强,对政府依法执政要求也越来越高,如何建立一支高品质的政府法律顾问队伍,成为法律界与政府面临的新课题。6月30日,首届华政· 中夏政府法律顾问论坛在华东政法大学隆重举行。会上,全国首个“产学研相结合”的政府法律顾问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中夏政府法律顾问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将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研究的高度。研究中心缘何诞生?又有哪些重要意义?论坛上专家学者们最关注哪些焦点?律新社为你带来现场报道。各界共论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发展律新社从现场了解到,本次活动由华东政法大学中夏政府法律顾问研究中心(以下简称“研究中心”)主办,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和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夏所”)协办。本次论坛邀请了政府官员、知名专家学者、行政法专业律师等近40名领导和嘉宾,通过“专题发言+专题评议+会议总结”等形式,围绕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成就、问题与挑战等话题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分享真知灼见,贡献智识。论坛分开幕仪式、专题发言和闭幕仪式等环节。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沈福俊论坛伊始,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沈福俊作为主持人,阐述了在政府法律顾问制度逐步建立的情形下,政府法律顾问在推进依法行政、化解社会矛盾、建设法治政府中的作用日益彰显,因而研讨法律顾问制度的现在与未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设立研究中心,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和中夏所实现实务型和学术型的合作。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陈越峰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陈越峰表示,研究中心成立的同时,还在中夏所设立了教学实践基地,这为法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基础,而本次论坛的召开对加强法治建设和推动法学研究都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上海律协监事长、行政法研委会主任、中夏所主任张鹏峰上海律协监事长、行政法研委会主任、中夏所主任张鹏峰表示,作为法治政府建设中非常重要一环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相关理论方面的研究明显滞后与不足,实务方面也未能完全发挥出应有作用。到目前为止,全国尚未成立专门的政府法律顾问研究机构,系统化、理论化的研究成果也较少问世。因此,成立专门的政府法律顾问研究机构,定期组织论坛进行研讨,把法律顾问工作的相关成果系统化、理论化,并进一步指导政府法律顾问工作,助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上海市司法局巡视员刘平上海市司法局巡视员刘平认为,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是大势所趋。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经历了从最初由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设想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政府法制机构人员为主体、吸收专家和律师参加的法律顾问队伍”的模式设想,但理论上尚未解决实践中政府法律顾问运作模式的问题。针对研究中心未来研究的主题,他提出了五大指引方向,包括政府法律顾问的法理基础、政府法律顾问担任的领域、政府法律顾问的范围、聘任政府法律顾问的方式以及管理的形式。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张明军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张明军则以政治学的角度,从宏观上探讨法律顾问在法治政府中的地位及作用,并提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概念及相应需要解决的问题。具体而言,法治国家需要解决党委国家机关关系的问题,法治政府需要解决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的问题,而法治社会需要解决法治文化的问题。他归纳了政府法律顾问的四大重要作用:为依法行政的实施提供方案;为法治政府建设建言献策;为法治文化提供培育土壤;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言献策。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叶必丰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叶必丰指出,作为法治政府建设中的重要一环,现今政府法律顾问已经得到普遍发展。他从政府法律顾问的地位、原则与类型三个角度提出了对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思考。他认为,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目前缺乏理论方面的研究,正处于探索过程中。华东政法大学拥有一批专业资深的法律人才队伍,而中夏所在政府法律顾问实践方面成绩卓著,双方联手成立研究中心,相信未来会为政府法律顾问的实务层面提供更多宝贵的经验,同时祝愿研究中心越办越好。全国首个政府法律顾问研究中心揭牌成立在上海市司法局巡视员刘平、华东政法大学副校长张明军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叶必丰的共同见证下,“华东政法大学中夏政府法律顾问研究中心”举行了揭牌仪式。此次研究中心的成立,可谓强强联合。律新社了解到,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是华政唯一一个“教育部中西部基层卓越法律人才培育基地”建设单位。华政法律学院行政法师资力量雄厚,名师荟萃,既有沈福俊教授、邹荣教授这样国内知名的行政法专家,也有练育强、陈越峰等行政法学界的后起之秀,是全国知名的法学研究高地之一。同时,华政法律学院有多位教授受聘担任各级党政机关法律顾问。而作为以行政法律服务为专业特色的律所,中夏所在上海乃至全国行政法实务界处于领先地位。中夏所的掌门人张鹏峰是全国律协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也是上海市律协行政法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中夏所承办了大量全国知名的法治案件,如“莲花河畔倒楼事件”“倒钩执法事件”和“虹桥机场噪声扰民群访事件”等。据业内人士统计,目前上海市专门从事行政法律业务的律师有200人左右,而中夏所就占了35人。在专业带头人张鹏峰的带领下,政府法律顾问成为中夏所的特色业务和拳头产品,中夏所为包括上海市政府在内的全市43家政府机构提供政府法律服务,其六成业务收入与行政法实务尤其是政府法律顾问工作有关。由于在行政法实务领域的专业水准和领先地位,中夏所被评为2015-2018年度“上海市优秀律师事务所”,并获得“上海市十佳律师事务所”荣誉称号。专题精彩分享专家们发表真知灼见揭牌仪式结束后,论坛进入专题发言阶段,该阶段分三个专题。专题一的主题为“法治政府建设背景下我国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需求与供给”,华东政法大学科研处副处长、教授练育强担任此环节主持人。练育强诸晓鸣张鹏峰陈越峰上海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处长诸晓鸣认为,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理论研究和实务探讨正当其时。她从国家层面重视和上海贯彻执行的角度,阐述了政府法律顾问的重要性,并对政府法律顾问需求的精细化设想作了精彩分享。上海律协监事长、行政法研委会主任、中夏所主任张鹏峰律师表示,律师要做好政府的外部法律顾问,应具备三项素质:精通法律、熟悉政府的运作模式以及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从需求侧来看,政府行使行政管理职能有个特点,即越往上、越宏观;越往下、则越具体。而从供给侧来看,外部法律顾问(尤其律师)长于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却短于宏观层面问题的平衡和把握,从而产生政府法律顾问“越往下作用越大、越往上作用越小”的现象,根源在于法律服务产品未能跟上现实之需求。需求拉动供给,政府先有了法律服务的“需求”,律师才能有“供给”的需求,相信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建设会越来越好。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陈越峰肯定了两位发言人的观点,并从政府为什么需要法律顾问和学者与律师发挥的不同作用两方面,作了精彩点评。专题二的主题为“新形势下我国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成就、问题与挑战”,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副院长侯丹华担任此环节主持人。侯丹华赵德关王昊东邹荣上海市司法局行政复议处处长赵德关以政府法律顾问刚开始的聘请对象问题为切入点,认为目前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推行从上到下,成效明显。同时他提出了行政协议、立法审查、行政管理等系列问题,并对如何进一步加强对政府法律顾问的管理发表了独特的看法。上海律协行政法研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沪中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昊东律师阐述了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目前虽然取得一定成就,但仍存在发挥作用不平衡、需求不平衡等问题。在法治政府的建设实践中,政府法律顾问的职责定位和价值定位等问题,值得探讨,更需要解决。华东政法大学社会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邹荣进行了点评,他认为,要形成体制内与体制外相结合的政府法律顾问机制。另外,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可以尝试实行市场化。专题三的主题为“新时代我国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展望”,浦东新区司法局副局长黄爱武担任此环节主持人。黄爱武钱焰青金缨练育强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律事务处处长钱焰青表示,未来政府法律制度可尝试朝三个方面转变:创新法律顾问履职方式;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对法律顾问进行充分的赋权;政府法制机构和外聘法律顾问的关系需作进一步转变。针对未来政府法律顾问的身份,上海律协行政法研委会副主任、上海市金源方程律师事务所主任金缨律师提出了“三似三不是”的展望:未来政府法律顾问,似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但又不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律师要了解行政机关的运作模式和内部决策程序,才能更好地提供法律顾问服务,但律师又有独立的人格,并不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但又不是,律师要具备较高的政治觉悟和大局观;似监察委的特约监督员但又不是,律师作为政府法律顾问,有监督政府依法行政的职责。华东政法大学科研处副处长、教授练育强肯定了上述两位发言人的观点,并作了“政府法律顾问学术研究之实证思考”的分享,透过数据分析,总结出目前对于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学术研究十分薄弱,需作进一步的理论研究,由此可见研究中心的发展任重而道远。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何渊主持了闭幕仪式,他对研究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最后,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沈福俊作了会议总结,他表示,本次论坛上各位专家提出的诸多问题和重要建议,为下次专题论坛会议和研究重点主题提供了很好的思考方向,并再次对前来参会的领导和嘉宾表示感谢。律新社从现场了解到,参加论坛的领导和嘉宾还有:闵行区司法局律公司鉴科科长刘琳青,闵行区司法局应诉复议科科长褚浩,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行政法教研室副主任曾刚,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程柽老师,中夏所副主任华琪,上海律协行政法研委会副主任、豪珈所合伙人李剑瑜,上海律协行政法研委会委员、阮露鲁所主任阮露鲁,上海律协行政法研委会委员、福隆所主任何芬,上海律协行政法研委会委员、韩明志所主任韩明志,上海律协行政法研委会委员、汇业所合伙人曹竹平和上海律协行政法研委会委员、捷华所合伙人周伟等。嘉宾合影责任编辑:Susan |版面编辑:阿田

作者 | 曹竹平来源 | 汇业法律观察曹竹平汇业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上海市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理事三十年前,1989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并于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这无疑是新中国法制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施行,标志着“民告官”的诉讼制度在中国变成一项普遍性的公民权利救济制度,标志着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成为了并列的三大诉讼制度,构成了我国的司法审判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江必新大法官这样评价行政诉讼法的重要作用:“在这30年里,《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从无到有,逐渐成熟壮大,在有效化解行政争议、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促进依法行政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行政诉讼法》的“前世今生”实际上,《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并非没有行政争议案件。1982年,当时的《民事诉讼法》第3条第2款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民事诉讼制度。此后,一些行政争议案件逐步被法院受理,按照民事诉讼的程序进行审理。最早的行政案件主要集中于公安治安行政管理、行政处罚案件、中外合资企业行政管理案件,抑或是一些房屋强拆案件。尤其是1988年的包郑照诉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政府强拆房屋一案,成为了新中国“农民告政府第一案”,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了行政审判庭,行政诉讼的立法进度再次快速推进。1989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行政诉讼法》。在该法中,确立了“具体行政行为”的范畴、合法性审查的原则、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等主要诉讼架构。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制定颁布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对行政诉讼法进行了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解释。尤其是在受案范围领域内,把劳动教养和收容审查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充分保护。之后,在2000年、2002年、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制定颁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行政诉讼管辖司法解释》,在当事人资格、诉讼程序、证据规则和管辖问题上,进一步解释了原行政诉讼法,填补了法律漏洞,完善了法律体系。经过近25年的司法实践,随着行政监管领域的不断扩张、行政争议类型的多样化,原《行政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显得捉襟见肘,面对诸多新类型的案件(比如依据抽象规范所做的行为、处罚裁量失当的行为、程序轻微瑕疵的行为),原有的法律已无法再充分进行权利保护或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对行政诉讼法进行大修势在必行。经过多方论证、听取意见,十二次全国人大在2015年对行政诉讼法进行了一次系统、全面的修订,在2017年增加了行政公益诉讼有关的内容。我们现在所说的“新行政诉讼法”,即指的是2015年全面修订后的该法。全面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有诸多制度亮点。比如继续扩大了受案范围,将行政性不正当竞争、行政垄断、违法摊派等纳入受案范围;又比如延长起诉期限到六个月,并规定了立案登记制度;再比如复议机关在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基础上作为共同被告的“双被告”制度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再比如各地正在如火如荼试点的“交叉、集中、异地管辖”等制度。虽然新法仍有诸多遗憾,但我们不得不说,新行政诉讼法在之前旧法25年的实践基础上,充分吸收了过去的司法实践经验,找到了行政诉讼的一些关键问题并通过修法加以弥补。这些修改,大都立足于对私权的保护、对公权的监督、对行政争议的有效实质化解和对行政法治的积极建设。办理案件中深刻感受《行政诉讼法》2015年《行政诉讼法》全面修订后,作为一名行政法领域的专业律师,办理了不少首例或者影响重大的行政案件。这其中就包括新法施行后的第一例诉江苏省政府的收回国有土地案件、新法施行后浙江高院第一例指定管辖的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案件、上海第一例的环保管制性征收补偿案件,当然还有就是2017年以来,被媒体誉为“世纪盐改第一案”的盐业体制改革系列案件。在这些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我对行政诉讼法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和认识。比如,曾办理的宁波某重大生产事故案件,整个案件已经启动了刑事追诉程序,此时,我们代表事故责任方提起行政诉讼,期望就报告的调查结论进行重新处理。但依照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安全生产事故的调查组中有宁波市地方检察官共同参与,宁波法院再来处理本案可能并不合适。为了使得案件能够得到更为公平公正和超然地处理,我们作为原告的代理人,毅然采取了“飞跃起诉”的方式,请求浙江省高院提审或指定管辖。当时是2015年5月中旬,浙江省高院立案庭法官之前未曾遇到过这种直接向上级法院起诉的个案,我们在立案时提交了相关意见,最终法院也采信了我们的意见,将该案指定杭州中院一审管辖,为该案的公平处理,争取了机会。我还记得在当年的这份立案意见中,特别引用了西方法律格言的表述:公平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应当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这种“看得见的方式”无疑就是行政诉讼法构建的法律制度,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推进诉讼,充分保障相对人的诉讼权利,本身就是行政诉讼法的主旨之一。当然,新行政诉讼法的有些制度,也常让我们在具体的案件代理过程中诟病。比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制度。因为之前的行政诉讼,当事人经常会抱怨“告官不见官”难以彻底解决问题,因此新法特意在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我们相信立法本意是旨在对行政机关消极应诉、不重视行政争议的解决加以规范,然而这样的制度在操作中效果的确也是有限。新法刚颁布不久,我们曾在一起诉某省政府的案件中,要求法官审查省政府省长为何不出庭应诉。法官也只能无奈表示,法院并无强制力要求机关负责人出庭,并且法律也允许行政机关仅委派其工作人员出庭。这样的话,立法实际上很难得以落实。还有一些案件是行政机关负责人虽然出庭应诉,但全程一言不发,完全由律师来发表意见,对于案件争议的解决,也并没起到实质性的帮助。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复议机关维持原决定情况下的共同被告问题。原行政诉讼法时期,复议机关一旦维持了原行为,整个案件就与其无关,导致复议机关大量维持原行为,复议程序空转,法院缺少对复议行为的审查。新法规定复议机关在维持原决定情况下,作为诉讼的共同被告,就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共同承担举证责任。但由于在诉讼中,法院只审查复议机关的复议程序是否合法,这就导致了复议机关只就复议程序进行举证,而完全不会就原行政行为进行举证,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仍由原作出决定的机关进行举证。这实质上也导致了新法在举证责任分配上的某些规定难以彻底落实或被曲解。总的来说,新法规定了诸多新的诉讼制度,虽有一些小问题,但也是瑕不掩瑜的。行政诉讼法未来发展的展望行政诉讼法的根本目的在于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促进行政法治建设。因此,作为一名法律实务工作者,我们在展望行政诉讼法发展的同时,也还是希望具体制度的发展和实践能够步子迈得再大一些,保障再充分一些。具体来说,这几方面是值得之后的法律修订或司法解释重点关注的:❖一是继续扩大受案范围虽然2015年修法时,已经扩大了受案范围,并且允许就一些抽象性规范进行附带审查,但我们认为受案范围可以继续再扩大,对于一些内部行为外化的、低级别的行政立法、特别权力关系下的权利侵害,可以尝试纳入受案范围进行司法审查。最高法院诸多法官多次在著作中表示受案的标准应当是权利侵害可能性判断,但各地在实务中仍然存在以不属于受案范围为由,驳回起诉或不予受理的“立案难”问题。受案范围的不断扩大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也是对行政权力监督、公民权利保护的一个有效途径。❖二是被告资格的界定过去三十年,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通过一些案件有了充分的扩展。比如高校、行业组织、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等,在特定情况下都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当下,随着机构改革的又一轮开展,以及我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变革,党政合署机构的出现,监察委权力的运行,我们应当考虑在条件成熟时将这类机构纳入行政诉讼的被告,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三是裁判方式的改革裁判方式类型化的问题,一直被各界诟病为不能彻底保护相对人权益。虽然“新行政诉讼法”增加了裁判方式,对各类裁判方式亦做了细化,但仍旧存在无法彻底解决行政争议的窘境。比如,行政机关程序轻微瑕疵被判决确认违法,行政机关多一个败诉,争议仍然存在,并未得到实质性化解。又比如在一些违法扣押的案件中,法院作出撤销判决,但行政机关抗辩判决主文并未判令返还扣押物,仍继续违法扣押,类似这种哭笑不得情况实践中并不少见。裁判方式如果一定要类型化的话,那应当围绕权利保护这个主题,再增加合适、适当的裁判种类,以适应相关情势的发展。作为律师的行政法情怀我遇见每一批来所内实习的法学院学生,都会和他们聊一聊本科行政法学习的感受。他们大部分都来自国内一流的法学院,部分还有海外学习的经历。然而大多数的回答是让人失望抑或悲伤的——“行政法太繁杂了,我司法考试行政法都是放弃的,行政诉讼根本没希望……”我国的行政法律制度或行政诉讼制度的全面恢复,如果以《行政诉讼法》的施行为标志的话,到现在尚不足三十年。三十年前,我们处在一个连打官司都是忌讳、更不用说与政府机关进行诉讼的年代;三十年后,当公民意识不断觉醒、权利意识开始复苏时、当公法争议的客观存在已然为越来越多的人理性接受时、当私权与公权的对抗亦受到法律的保护时,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行政法律共同体的曙光,已然隐约可见。然而,中国行政法治进步的曲折性使得以市场为风向标的律师服务业中,行政法律服务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同行业领域。律界大咖大多避行政诉讼如畏途,三缄其口于公法,偶有涉及也或陷于官民对抗之桎梏,剑走偏锋至邪路。法学院学生立志以行政法为方向者不多,毕业后能以行政法律研究或服务为职业者更少。这也就完整地解释了,为何当下在律师行业整体竞争日趋激烈的同时,行政法律服务市场仍然呈现了优质资源、优质服务供不应求的态势,行业内缺乏规模化、重量级、兼顾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的行政法律服务团队的原因。但我们还是坚信,行政法律服务这个长期一直鲜有获关注的领域,即将随着依法治国进一步的深化、法治中国进一步的推进而走进法律人的视野。市场的潜力和增速在等待更多有志于行政法的律师加入,行政法治的发展也必将因为每一位律师的推动而不断向前迈进。责任编辑:Susan | 版面编辑:田田

名仕亚洲官网,作者丨王璐 武建权来源 | 汇业法律观察(转载已获授权)一背景当今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催生了很多新的商业模式。2006年6月,美国著名的新经济杂志《WIRED》(《连线》)创造了“众包(crowdsourcing)”一词,指一种全新的互联网商业模式:即企业利用互联网将工作分配出去、发现创意或解决技术问题。近年来,我国已涌现很多采用众包平台作为其核心商业模式的知名互联网企业:如美团、达达、饿了么等。很多电动车骑手们就是从上述众包物流平台接单,为客户送去外卖和快递。我们轻易就能在手机应用市场里搜索到“美团众包”、“达达骑手”、“蜂鸟众包”等招揽骑手完成短途即时配送任务的众包物流平台app。众包物流平台与注册骑手们所构筑的即时配送体系已成为中国很多城市生活服务的重要基础设施。上述众包物流平台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注册骑手们为赶超时间穿梭大街小巷时,无法避免地会发生交通事故。无论是注册骑手还是第三人受到人身和(或)财产损害,都需要相应的主体来承担法律责任。而在分配法律责任时,首先必须界定众包物流平台与注册骑手之间是否构成用工或其他法律关系。然而,现行法律、法规对上述两者之间法律关系性质的界定仍比较模糊,实务中亦存在较大的争议。为厘清这一法律问题,笔者谨结合自己代理此类案件的经验和梳理近5年来全国法院审理的相关案件情况试作分析。二中国的用工法律关系简析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下,用工法律关系一般包括劳动、劳务和雇佣关系。由于现行法律、法规对这三种法律关系的区分并不清晰,笔者将这三种关系的比较梳理如下:三司法实践中关于众包物流平台与注册骑手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不同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对上述两者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也不统一。为了解实际情况,笔者以达达骑士、美团众包和蜂鸟众包三家具有代表性的众包物流平台与其注册骑手之间近五年发生的100多个民事争议案件作为检索对象,筛选出法院对这些众包物流平台与注册骑手之间法律关系已作出认定的几十例案例予以归纳和对比。(一)认定达达骑士平台与其注册骑手之间法律关系的判例:(注:达达骑士app是由达疆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下称“达疆上海”)开发运营、招募兼职配送的平台。)(二)认定美团众包平台与其注册骑手之间法律关系的判例:注:美团众包app是由北京三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三快”)开发,由北京三快的关联公司上海三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三快”)对外开展经营的、为兼职骑手以及商家提供劳务需求的信息平台。当骑手申请注册时,该app平台注册界面将自动弹出两份协议《众包平台服务协议》(签约双方一般是上海三快与某劳务公司)和《劳务协议》(签约双方是注册骑手与某劳务公司)。(三)认定蜂鸟众包平台与其注册骑手法律关系的判例:注:蜂鸟众包app是由“饿了么”网站的开发运营者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扎拉斯”)开发经营、招募兼职配送骑手的应用。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鉴于目前劳动仲裁裁决书以及以调解结案的法院判例都不对外公开,我们不排除司法实践中存在一些地区的劳动仲裁机构或法院裁决认定众包物流平台与注册骑手之间构成劳动关系。但根据上述列举的公开判例来看,至少全国各地的法院都比较倾向于认为两者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或根据不同的经营模式,也仅判定上述两者之间仅构成劳务关系或雇佣关系。四对司法实践中法院裁判的要点及众包物流平台商业模式差异之探究(一)司法实践中法院裁判的要点如下:(二)显著差异的众包物流平台商业模式五展望与建议众包物流平台作为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在调动社会闲散劳动力资源、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满足现代人生活消费需求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是互联网新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目前各地劳动仲裁机构或法院依然会谨慎地依据14年前的“劳社部发[2005]12号”通知来判断众包物流平台与注册骑手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很显然,2005年颁布的上述部门规章根本无法准确预见、规范互联网新经济模式下劳动力流转的新情形。因此,众包物流平台与注册骑手之间的法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就处于了法律空白地带。 如果像少数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那样在司法实践中将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认定为劳动关系,这无疑将给众包物流平台经营者套上沉重的法律责任,甚至等于实质上否定了这种新兴的商业模式;但反过来,如果认定两者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甚至仅认定为居间关系,也会带来不少现实的问题。因为注册骑手一般都是低收入群体,其个人很难承担履行即时配送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自身或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法律风险。因此,如何在保护众包物流平台新商业模式的同时,兼顾注册骑手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将是至关重要和亟待解决的重点。为此,我们建议如下:1、尽快出台能够清晰界定众包物流平台与注册骑手之间法律关系的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目前部分省份已自行就此出台了审理此类案件的明确指导意见,如2018年7月18日实施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若干意见》就明确规定:“网络平台经营者与相关从业人员之间的用工关系性质,原则上按约定处理。如双方属于自负盈亏的承包关系或已订立经营合同、投资合同等,建立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分配机制的,不应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实际履行与约定不一致或双方未约定的,以实际履行情况认定。”2、实务裁判中需要仔细区分不同情况,作出能够平衡法律价值和社会效益的裁决。在司法层面,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的过程中,要仔细分辨:(1)不同众包平台商业模式的特征;(2)也要考虑注册骑士工作模式的不同,比如上文提到的三个平台的商业模式就存在明显的区别;再比如已经与其他单位签署劳动合同且只利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来从事众包平台业务的注册骑士,与专门在一个众包平台从事配送业务且以该等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注册骑士,二者也不宜同等对待。笔者认为,至少在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出台之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是要靠劳动仲裁机构和法院在尊重众包平台与注册骑士之间约定的同时,考虑众包平台商业模式的特征以及注册骑士的实际情况,最终作出能够平衡法律价值和社会效益的裁决。3、 推行商业保险的购买,有效分担风险。从尽快解决社会痛点的角度出发,目前达达骑士和蜂鸟众包等采用的为注册骑士购买商业保险等办法无疑是行之有效的,特别是在注册骑手与众包平台之间的法律关系界定不明确情形下,商业意外险赔付将使注册骑手和第三人的权益得到相当程度的保障。从众包平台的角度来看,在追逐商业利润和最大限度规避经营风险的同时,关心注册骑士等相对弱势的群体,既能化解更多的社会矛盾,也能够打造良好的企业形象并维持企业的长远发展。作者简介王璐英国利物浦大学法学硕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学学士。拥有10年以上在跨国公司及律所工作的执业经验。主要执业领域包括劳动法、公司法、知识产权及其他民商事诉讼等。致力于融合诉讼、仲裁实战经验与秉持商业发展视角,为客户提供落地的综合及专项法律服务。持续关注房地产、旅游及酒店管理运营等行业的发展。武建权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有多年的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从业经验,主要执业领域包括公司法、劳动法、行政法等领域,有为大型央企、上市公司、外资公司和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经营、投资、合资、并购、发债等提供专项和常年法律服务的经验。责任编辑:Susan|版面编辑:阿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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