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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装甲兵副总司令赵志华在湖口集散地主办装甲第一师例行的战备检查,此举既可扩张赋税

时间:2020-04-24 03:32

开皇之治是隋朝隋文帝在位二十多年时开创,当时社会民生富庶、人民安居乐业、政治安定。隋文帝杨坚鼓吹节俭,节省政府内不少开支、废除了不必要的杂税并设置谷仓储存食粮。

元代诗人王逢《题胡笳十八拍图》曾经有“才慧其如薄命何”的感叹,又写道:“寥寥谁谓邕无后,得读《离骚》幸尽多。”明代诗人周鼎《蔡琰归汉图》也有“纵多文思出天机,赢得胡笳泪满衣”的诗句。所谓“才慧”“文思”,都歌颂了汉末女学者蔡文姬非凡的文化资质和突出的文化贡献。据说蔡邕的四千余卷藏书在战乱中丧失之后,蔡文姬因曹操的指令,凭记忆重新抄写出其中的四百余篇。

1964年1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台湾装甲兵副司令赵志华在湖口基地主持装甲第一师例行的战备检查。谁也没有想到,赵志华在向部队致词时突然发表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演说。演说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形势不利于台湾当局,世界各国争着讨好中共,国民党“外交”有陷于孤立的危机,当局没有处理“外交”的能力,竟有人逆历史潮流而动,提倡“两个中国”的论调;台湾军队的高级将领,只顾自己生活享受,不顾部队生活,比如“总统府”参军长周至柔养的狼狗,每月吃的东西和花的钱比一个连伙食费还多;台湾小姐选拔,无异鼓励奢靡生活,小姐们本身也沦为高官子弟追逐的对象。面对这种形势,为了台湾的进步,为了台湾军队的发展,装甲兵部队应该挺身而出,前往台北“清君侧”,因为装甲兵是“国军”精锐,曾是戍守台北的“御林军”。

杨坚成功地统一了历经数百年严重分裂后的中国,从此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他所建立的政治统一。

在汉代教育的空前普及以及社会对于学习的共同重视的背景下,有不少熟悉典籍文献,对前代文化积累有所理解的知识女性,曾经在历史上留下了文化印迹。历史记载告诉我们,许多普通的妇女,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准。

赵志华在台上说得口燥舌干,台下听者一个个瞠目结舌。没有一个叫好的,连一个鼓掌者也没有。这实在是出乎赵志华预料之外。他见人们反应冷淡,不禁有些生气。他高喊一声:“谁敢跟我去?”台下仍然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反应。赵志华见状,不由得掏出手枪,对空连放两枪,再次高叫:“谁敢跟我去?”这一次,台下终于有了反应,可赵志华倒霉的时刻也随之到来。先是一位“老士官”走出队列高喊:“副司令说得对,我跟您一起去!”随后,一位叫张民善的“少尉”也走上讲台,伪善地表示愿意追随副司令。他一边说着,一边向赵志华靠近。赵志华见有人响应自己的号召,心里一阵高兴。他连连表扬这两个人,同时呼吁更多的人站出来“为国效忠”。可就在这时,张民善等人一下子死死抱住赵志华,同时高声叫喊:“抓起来!抓起来!”又有一些人从队伍中冲了出来,协助张民善等人把赵志华制服了。从赵志华开始演讲到被制服,大约经过了1个小时。赵志华被抓后,在场的官兵在师长徐美雄的指挥下,开回各营区。

鉴于东汉至隋南北分裂达四百多年之久,民生困苦,国库空虚,故自开皇九年,杨坚统一天下后,即以富国为首要目标,轻徭薄赋以解民困,在确保国家赋税收入之同时,稳定民生。由于南北朝以来,户籍不清,税收不稳,于是杨坚开皇五年,即大索貌阅,并接纳尚书左仆射高颎之建议,推行输籍法,作全国性户口调查,增加国家税收,改善经济,尽扫魏晋南北朝以来隐瞒户籍之积弊,促成开皇之盛世。

汉文帝皇后窦姬重视黄老之学。司马迁《史记》记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她的文化倾向,直到她的孙子汉武帝刘彻登基后依然有显着的影响。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文化政策的推行,是在窦太后逝世之后方才实现的。汉文帝时,齐太仓令淳于公犯罪应当受刑。他的小女儿缇萦随父到长安,上书求赎父刑。她写道:“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犯法者即使要改过自新,也不可能实现了。她表示愿意以自身入为官婢,请求免除父亲的刑罚。缇萦的上书感动了汉文帝,随即发生了废除肉刑的刑法改革。班固有诗作感叹缇萦事迹:“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仓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缇萦故事构成中国古代刑法史中的重要情节。我们在这里更为注意的,是“少女”缇萦能够上书帝王,并且言语得体,文辞感人的事实。如果缇萦完全没有文化,就不会形成“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的感染力,也不会使汉文帝“恻然感至情”,自然也就不会有废除肉刑的法令。后来解忧公主有《上昭帝书》、《上宣帝书》、《又上宣帝书》,冯嫽有《上元帝书》,敬武长公主有《上哀帝书》,也都是妇女不仅能够读书,而且可以写作的史例。据说卓文君曾经作《司马相如诔》,感叹“生平浅促兮命也难扶,长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鸣哀哀兮吾将安如”。诔文是否确实出自卓文君笔下,还需要论证。但是人们相信这位名女子除了喜好音乐而外,应当也是胸有文才的。

赵志华被抓时,湖口基地外已经“翻天覆地,乱作一团”。就在赵志华演说之初,基地执勤人员闻听不对劲,就已逐级上报。当“装甲兵谋反”的消息传到“参谋总部”时,“参谋总长”彭孟缉、“陆军总司令”刘安琪不在台北,事实上已接替梁序昭为“国防部副部长”的蒋经国接到报告后,立即下令湖口以北的陆军及装甲兵进入各临时阵地,随时准备阻击任何北上的坦克或装甲车,如阻击不成,即炸毁进入台北市的中兴、中正、台北3座大桥;命令驻桃园、台中的空军机群进入战备状态,随时准备配合陆军阻击“叛军”;设在台中清泉岗的“装甲兵总部”因总司令郭东旸不在职,由参谋长金仲原和政战部主任武宦宏坐镇,并委任前总司令蒋纬国负责联系。

隋初经历南北朝战乱,民生疲弊,故杨坚接纳司马苏威建议,罢盐、酒专卖及入市税,其后多次减税,减轻人民负担,促进国家农业生产,稳定经济发展。隋之富饶既非重敛于民,究其原因,与全国推行均田制有关。此举既可增加赋税,又可稳定经济发展,且南朝士族亦渐由衰弱至于消灭。均田制能顺利推行,对隋初经济发展收益甚大。

名仕亚洲官网登录,对于冯嫽,《汉书》说她“能史书,习事”。关于汉成帝许皇后,也有“聪慧,善史书”的记录。“史书”,指相当高的文字学、文书学和书法造诣。汉代史籍记载所谓“善史书”,是对其人学力和才质的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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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纬国

加上隋代以关中作为本位,关中粮食短缺,需依赖关东漕运接济,故杨坚于洛州等地设立常平仓等官仓,贮存关东运来粮食,建广通渠,便利关中漕运。又于民间设义仓,人民捐纳粮食以防凶年。

汉明帝马皇后是名将马援的女儿,《后汉书》说她“能诵《易》,好读《春秋》、《楚辞》,尤善《周官》、《董仲舒书》”。《周官》就是《周礼》。《董仲舒书》应当就是董仲舒的着作《春秋繁露》。汉章帝窦皇后六岁的时候就“能书”。汉和帝皇后邓绥是名将邓禹的孙女,六岁“能史书”,十二岁时已经精通《诗经》和《论语》,可以和兄长们讨论儒学经传中的学术问题。《后汉书》说她“志在典籍,不问居家之事”,母亲时常批评说:汝不习女工以供衣服,乃更务学,难道会被推举为“博士”吗?邓绥不愿意违抗母命,于是白天按照常例完成女子的家政训练,晚上诵读经典,家中都称她为“诸生”。任朝廷高官的父亲邓训欣赏她的才能,事无大小,都与邓绥商议。入宫后,“从曹大家受经书”,又兼及天文、算数之学,往往白天处理政务,夜间勤奋读书。她发现书籍文字多有错误,于是指派专人进行整理。“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诣东观雠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汉殇帝的生母左姬“善史书,喜辞赋”。汉顺帝梁皇后名叫梁妠,据说小时候就“好史书”,“九岁能诵《论语》,治《韩诗》”。汉灵帝喜爱的王美人,“聪敏有才明,能书会计”,也是宫廷贵族女子热心掌握知识的例子。汉末中山无极女子,后来的魏文帝甄皇后,据《三国志》注引《魏书》说,“年九岁,喜书,视字辄识”,经常使用兄长们的笔砚,兄长说:汝当习女工,读书写字,难道要做“女博士”吗?她回答道:“闻古者贤女,未有不学前世成败,以为己诫。不知书,何由见之?”甄家女儿的这番话,表达了好学女子博古通今的志向。

在事变应急过程中,蒋经国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唯一的一次发挥,可谓“头头有道,井井有条”。只可惜1小时过后,得到的报告仅是赵志华一人“口头政变”,而非“装甲兵谋叛”,这就失去了证明蒋经国军事才华是高是低、军事决策是对是错的实战机会。

在地方行政方面,文帝鉴于魏晋南北朝政区划分毫无标准,地方行政混乱,支出庞大,杨坚遂于开皇三年,尽罢诸郡,实行州县二级制,使国家地方行政渐上轨道。诚如学者钱穆所言:开皇之治的成功,简化地方行政机构是一个基本因素。据统计隋初中央政府开支减省三分之二,地方政府之开支减省四分之三,全国于行政之经费,仅及南北朝时代开支三分一而已。故隋国库之丰积,不无原因。

向邓绥传授经书和天文、算术的“曹大家”,就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女着作家班昭。班昭是班彪的女儿,班固的妹妹。班固是《汉书》的主要作者。他去世时,这部史学名着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汉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来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继续完成了《天文志》。班昭的其他着作,有“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凡十六篇”,留到今天的还有《东征赋》、《针缕赋》、《大雀赋》、《蝉赋》、《为兄超求代疏》、《上邓太后疏》、《欹器颂》以及《女诫》等。当时的大儒马融,曾经在班昭门下学习《汉书》。

以上就是史书所称“湖口兵变”的全过程。

此外,杨坚安定政治,关陇集团的支持功不可没。汉人如郑译、刘昉、高颎等名臣有助推动国策。杨坚亦因前朝酷刑甚多,影响民生,故命苏威等人编纂《开皇律》,修订刑律,订立国家刑法,使人民有法可守,又减省刑罚,死刑只设绞、斩二等,以示隋朝对民之宽大。

班昭多次被皇帝召入宫中,“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班昭丈夫的妹妹名叫曹丰生,据说“亦有才惠”,曾经写信就《女诫》的内容向班昭提出批评,而“辞有可观”。这是历史上少见的女子相互进行学术文化辩论或者道德伦理辩论的故事。班昭的论着由她的儿媳丁氏整理。这位丁氏,又曾经作《大家赞》总结班昭的文化贡献。看来,在特定情形下,汉代甚至曾经出现过才具先进的由女性组成的文化群体。汉和帝邓皇后曾经命令宫中宦官学习经典,然后向宫女们传授,后宫中于是形成了学习儒学经典的风气:“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马融让自己的妻女一起习读班昭的《女诫》,也是当时妇女共同学习的实例。

“湖口兵变”名副其实吗?

在澄清吏治方面,杨坚得国以来,励精图治,兼且天资刻薄,自不容贪污枉法之行为存在。杨坚命柳盛持节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者二百余人,州县肃然。吏治之整肃,不仅上裕国库,下纾民困,隋初之隆盛,此亦为要因。

关于汉代妇女文化学习的多数例证是上层社会的故事。马融的女儿马芝“有才义”,曾经作《申情赋》追怀亲长,荀爽的女儿荀采“聪敏有才艺”,也都体现出家族文化影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平民女子好学博闻的历史记载。《后汉书·列女传》写道,吴人许升的妻子吕荣屡屡劝说许升“修学”,沛人刘长卿的妻子言谈之中随口引述《诗经》文字。这些都是学习风气普及的史例。又如,“安定皇甫规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规初丧室家,后更娶之。妻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众人怪其工。”安定人皇甫规的第二任妻子,出身不详,应当不是名门。她写作能力很强,书法亦精,为皇甫规起草文书,看到的人都惊异其文辞的优美和缮写的完好。应当注意,所谓“善属文”,是对文化能力的很高的评价。《汉书》和《后汉书》对于儿宽、陈汤这样的名臣,对于崔骃、张衡这样的学者,对于曹植、王粲这样的大文学家,也都是使用了“善属文”这样的文字。

赵志华鼓动装甲兵向台北进军事件能否算“兵变”,历史上存在争议。

杨坚开了中国科举制度之先河,于开皇七年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在位期间,史称「开皇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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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华被捕后,并没有按照陆海空军刑法中规定的“叛乱罪”起诉,而是以“违反军纪案”处理。赵志华如果真是要率领装甲兵叛乱,那台湾当局必置他于死地,绝不会仅判他无期徒刑,14年后又“保外就医”,赵志华的妻室子女获准移居美国。以上处理结果是基本上可以说明赵志华事件不是“兵变”。

政制改革

1988年3月间,蒋纬国在其兄蒋经国死后仅两个月,就在台湾大学举行的国际学术会议上称,“湖口兵变”绝非事实,全是外界讹传,不足采信。不是“兵变”,那是什么呢?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将军说:“所谓‘湖口兵变’,根本谈不上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兵变’,仅是赵志华将军的个人事件。”

文帝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经济、促进民族融合的措施:如改革中央官制,改地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二级制; 废除豪强士族垄断的选拔用人制度,规定六品以下官员由吏部选授,地方官员不得自用僚佐。

赵志华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学生,后到美国西点军校专攻装甲作战课程。抗战时参加选征军,编入新一军装甲团。抗战胜利后被收编到装甲兵部,成为蒋纬国的部下。淮海战役时已官至上校,作战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1949年4月间逃到台湾,找到老长官蒋纬国,官复原职,出任装甲旅上校旅长。在台湾军队整编中,装甲兵编为二师四旅,经蒋纬国向蒋介石保荐,赵志华升任装甲一师师长。后官至少将副司令。

制定开皇律

赵志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只能当俘虏,可平时在台湾军队中还真有点“才气”。任装甲第一师师长时,治军严格,管理有条,多次受到台湾军事当局的嘉奖。前任司令胡忻曾夸奖赵志华“深得蒋纬国将军的真传”。赵志华是东北人,为人耿直,说话坦率,对国民党尤其是上层的堕落,对社会尤其是官场的腐败,深有感受。平时积怨甚多,终于导致发表批评时政,呼吁装甲兵责无旁贷地起来“清君侧”、“肃腐败”的“一·二一讲话”。

《开皇律》共十二篇,其名为:名例律、卫禁律、职制律、户婚律、厩库律、擅兴律、贼盗律、斗讼律、诈伪律、杂律、捕亡律、断狱律。 《开皇律》定罪只五百条;此外死刑只分绞、斩二种,流放服刑不超过五年;杖刑分六十至一百共五等,民有枉屈得依次上诉至朝廷。

在狱中服刑期间,赵志华又给蒋纬国写了《万言书》,列举了选拔台湾小姐、部队伙食差、高级将官生活奢靡、人事升迁浮滥等时弊,把“一·二一讲话”系统化。文中申诉情绪激昂,用词尖刻。要说赵志华是煽动造反、预谋叛乱,真是冤枉了他。赵志华完全是出于对蒋家王朝的忠诚,是为了国民党能够减少恶习,避免走向毁灭。这种敢于直言之士,理应受到重赏,可虚假的环境、虚伪的官场,不会容纳说实话的人,赵志华只能落个可悲的下场。

可见《开皇律》对百姓的压迫,比前代有所减轻,其亦多为后世立法所沿用。

赵志华的演说和《万言书》,对台湾上层人物构成巨大威胁。“总统府参军长”周至柔等人不遗余力地欲置赵志华于死地。蒋纬国见自己难以保住赵志华的性命,便把他的《万言书》呈交父亲,让蒋介石秉公处理。蒋介石看到《万言书》后,认为赵志华只是基于一时激愤,并无明显的叛乱意图,所言又充满效忠之情,乃从重臣枪口下救下赵志华一命。但“死罪饶过,活罪难逃”,蒋介石没有容忍赵志华的鲁莽行为,不能不考虑万一装甲一师的坦克、装甲车开到“总统府”前,局势非赵志华能控制,也非自己这位“大总统”所能控制,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故还是把赵志华交给军法部门处理。蒋介石这样做,也是为了防止类似的事件发生、类似的人物出现。所以,蒋纬国在后来评价此事时说赵志华是“动机单纯,方法错误”。此话不失客观持平之论。

统一度量衡

那么,赵志华身居高位,官级超群,手据重兵,为什么干这类既无成功把握,又有杀头之险的“蠢事”呢?综合起来,不外乎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他对昔日的下属郭东旸在蒋纬国离职时升为总司令,爬到自己头上,使自己升迁受阻,心中不服;二是买房子向官方借钱没有被批准,心头怨气积盛;三是郭东旸不把自己这个老副司令放在眼里,欺负自己,使自己处境尴尬;四是对上层腐败看法甚多,不吐不快;五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在旧部装甲一师的影响,过高地估计了装甲一师官兵对自己的盲从程度,以为只要振臂一呼,就会追随成群,坦克就会隆隆开往台北,揪出贪官污吏,所以在毫无组织准备,没有联系一兵一卒,也没有调查摸底的情况下,临时突然发表演讲,进行鼓动,可讲演刚完,自己也成了阶下囚。对以上这一切,赵志华曾在狱中所写的《湖口兵变真相》手稿中详加描述。可惜的是,随着赵志华1982年病故,他的手稿也不翼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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