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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仕亚洲官网登录吴杰博士是原上海科学技术大学78级校友,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时间:2020-04-22 16:42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在第36个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来之际,3月13日下午,由上海市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主办、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承办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公益诉讼”研讨会在法学院学术报告厅举办。本次研讨会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公益诉讼”为主题,主要设置两个研讨单元,分别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视角进行了深度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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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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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上海市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助理郑少华教授,上海市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政治与法律》主编徐澜波,上海市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会长、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刘宁元教授,上海市司法局公证工作管理处处长王琼,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速裁合议庭审判长孙斌,上海市质监局投诉举报中心副主任陈杰雷,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任超教授,上海市法学会研究部主任助理王健,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上海市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秘书长周杰普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宋晓燕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刘水林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王福华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助理徐键副教授等出席了研讨会。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等旁听了会议。

2015年11月10日,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教务长兼常务副校长、Laura H. Carnell讲座教授戴海龙宣布任命吴杰博士为国际事务副教务长(Associate Vice Provos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主管国际事务办公室(含罗马和东京两个海外校区)、大中华区办公室、以及孔子学院等机构,有两位校长助理(Assistant Vice President)向其汇报。戴海龙强调:“吴杰博士在国际合作方面成绩显著,并与全球高校有着密切联系,是这一职位的最佳人选 。”

二0一二年六月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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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普大学创立于1884年,在大数据处理与社会网络、心脏移植等领域全美颇负盛名。诉讼法、电影、雕塑、版画、绘画、Online MBA等10多个专业列全美前十名,大众传媒等专业进入全美前 20 名。

目 录

会议开幕式由周杰普秘书长主持,并对与会嘉宾进行了介绍。

1979年,天普大学授予邓小平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个授予中国国家领导人荣誉学位的美国大学。天普大学与清华大学在法学领域已经有16年的合作,曾受到美国国会表彰,学生遍布中国各地公检法机关、高校等。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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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杰博士是原上海科学技术大学78级校友。吴杰博士目前还同时担任天普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系的系主任、Laura H. Carnell讲座教授。他还担任过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主任,美国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杰出教授(Florida Atlantic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Professor),IEEE分布式处理学会技术委员会主席。

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郑少华会长进行开幕致辞。郑会长指出,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之前召开研讨会是上海市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多年来形成的惯例,近年来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的最大变化是关于公益诉讼制度的设计,新的制度中对提起公益诉讼当事人的主体资格进行了重大改变,故以“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公益诉讼”作为此次研讨会的主题很有意义。把公益诉讼划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具有中国特色,本次研讨会我们要从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这两个视角来展开。郑会长代表消法研究会同时代表上海财经大学表达了对与会嘉宾的热情欢迎,并对与会嘉宾长期以来对消法研究会的支持表示了感谢。

吴杰博士对母校上海大学感情深厚,继2015年6月拜会上海大学校领导及校友会后,将于11月下旬率天普大学代表团访问上海大学,两校将共同推进全面合作交流。

工作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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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杰博士就任副教务长后,将积极推进天普大学的多元化、全球化发展。吴杰博士加盟天普大学后已经实施了一系列国际合作,如在塞尔维亚最好的贝尔格莱德大学引入天普大学的双博士联合培养项目;他还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支持下,与日本高校开展国际科研合作。吴杰博士与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长沙等地多所高校及中科院的研究所保持良好的联系,他还成功推动了天普大学与中国的南方科技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等合作。

基本生活水准权利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宋晓燕教授代表法学院致辞。她感谢上海市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能够将重要的研讨会委托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承办,同时希望今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她提出消费者保护可从法律法规的健全、企业信用的健全、增强消费者维权意识等三方面展开。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白皮书中披露了消费者诉讼案件的相关数据。透过数据发现,消费者维权意识在不断加强,消费诉讼案件数量徒增,法院对假一赔十、假一赔三的支持率也是相当之高,在去年假一赔十的比例有了显著的增长。并且在案件的类型上,在以往传统消费合同诉讼案件的基础上,出现了诸如网络购物合同、服务合同等新类型的诉讼案件。宋晓燕还提出,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是目前讨论的热点,在国外有不小的发展,目前国内各金融行业的监管部门也都在进行推进,所以希望以后在消法研究会的议题当中,能够把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议题也纳入其中。最后她再次对与会嘉宾表示了欢迎,同时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吴杰博士是IEEE Fellow ,研究领域包括移动计算、无线网络及社会网络等。他先后担任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s、IEEE Transactions on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Systems、IEEE Transactions on Service Computing 和 Journal of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Computing等多个顶级国际期刊编委。还担任过国际通信网络领域的标志性旗舰会议IEEE INFOCOM 2011 的大会程序委员会主席、 中国计算机学会CNCC 2013的程序委员会主席等。

社会保障权利

第一单元研讨环节由徐澜波副会长主持,王福华教授做了“民事消费公益诉讼的新发展”的主题报告,孙斌审判长和任超教授进行了与谈。

吴杰博士于2011年获得中国计算机学会颁发的海外杰出贡献奖。该奖项每年评选一位获奖者,表彰为中国计算机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海外知名学者。

健康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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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权利

王福华教授在报告中回顾了消费民事公益诉讼的立法与司法动向,并从民事消费公益诉讼起诉条件、民事消费公益诉讼原告适格问题、民事消费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类型、民事消费公益诉讼的程序规则等四个方面进行了剖析。关于民事消费公益诉讼起诉条件,王福华教授认为公益诉讼的门槛应该高于私益诉讼,因为公益诉讼要保持谦抑性。公益诉讼作为行政执法的补充,要通过公益诉讼起到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的功能。所以,在美国法上,要求原告在起诉的时候必须要主张充分的事实以说明他救济主张的合理性。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84条第三项规定提起公益诉讼要有社会公共利益受到损害的初步证据。关于民事消费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类型,王福华教授认为主要有两种,即预防性救济、不作为之诉和损害赔偿之诉。第一种类型是预防性的,这从大陆法国家的团体诉讼可以看到,原告一开始仅能提出不作为的请求。但是现在大陆法国家也在转向损害赔偿之诉,因为如果仅仅是预防性赔偿的话,法律就是没有牙齿的老虎,没有威慑力。随后,王福华教授针对我国损害赔偿之诉制度要不要建立以及建立该制度要应对的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更为细致的探讨。关于民事消费公益诉讼的程序规则,王福华教授提到处分原则适用的问题,因为公益诉讼某种程度上具有政策制定的功能,有政策实施的功能以及执法功能,因此在有一些规则上应该是有特殊性,一旦有关组织或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就不得在私下与被告和解或者勾兑,要对此类处分进行限制和监督。

文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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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权利

孙斌审判长在与谈中通过对从2004年到2017年的8个典型案件的回顾,分析并总结了上海法院系统在消费公益诉讼领域司法探索的历程。他认为之前法院系统对公益诉讼受案范围、诉讼请求类型、诉讼费用负担、举证责任分配、管辖、调解、和解等一系列问题没有进行研究,在具体实务中不知道怎么应对,实际上在2014年前主要是由消费者扛起公益诉讼的旗帜。最后他指出司法实践是理论发展的根本动力,希望未来理论界多关注司法实践。

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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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权利

任超教授在与谈中谈到:正如王福华老师前面提到,我们现有的消费者公益诉讼的案件当中,基本上都是禁令禁止的诉讼,对于法院来说这样的判决也是特别容易做出的,因为这种判决没有什么成本,就像媒体宣示一样。但是未来消费者公益诉讼可能要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在于赔偿诉讼,即这个制度如何去构建。紧接着任超教授对日本法上群体性消费者财产性被害恢复民事诉讼制度进行了详尽的介绍,并指出对我国立法的借鉴意义。

被羁押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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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徐澜波副会长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王福华教授前面提出公益诉讼之“公益”包含两层意思,一层是指具有扩散性的利益,这种利益涉及不确定多数人;另一层意思指聚合性的利益,这种利益的保护是通过集团诉讼或者团体诉讼来进行救济的。透过法律条文和相关司法解释,不难看出我国公益诉讼中的“公益”是指不封闭的、具有扩散性的利益。前面大家谈到损害赔偿之诉会带来赔偿金分配难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可以通过指令公益财团法人对赔偿金进行管理,用于对公共利益损害后进行弥补的支出。

宗教信仰自由

第二单元研讨环节由刘宁元副会长主持,徐键副教授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公益诉讼——行政诉讼的视角”的主题报告,刘水林教授和陈杰雷副主任进行了与谈。

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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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权

徐键副教授认为对消费公益诉讼的定位,一般都是在民事诉讼的框架下展开。很难把公益诉讼放入到民事或者行政或者其他类型的诉讼当中去做一种固定化的讨论。这是因为一方面消费公益诉讼所涉及的纠纷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角度讲,实际上就是民事纠纷;另一方面,民事诉讼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规定表明了消费者公益诉讼的民事性,特别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六章规定了争议的解决方式,这一章法条结构的最后涉及到的就是公益诉讼。但是从该结构上看,不涉及到行政诉讼。所以从整体的框架来看,消法并没有把行政诉讼这样一个视角放进去。但是我们研讨会为何还要设定从行政诉讼的角度来看消费公益诉讼这个议题呢?主要的理由有二:第一是,在现代社会个人对行政形成了一种依赖,当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了经营者损害的情况下,可能更多地会选择行政处理,比如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这种客观上个人对行政形成的依赖,为行政诉讼的产生形成一种空间;第二是,存在政府监管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由于疏忽或行政不作为而对消费者权益造成损害的情形。随后,徐建副教授综合分析实际损害程度、行政措施给国民生活带来的影响、起诉者地位与行政措施之间的关联性,对扩张解释诉的利益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强调要通过特别制度去关切现代社会中特定领域的公共性问题的解决。

表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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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权

在接下来的与谈中,刘水林教授提出,目前对于消费者公益诉讼的功能定位存在错位。一提起公益诉讼,首先把它定位为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这种分析的角度就是既有民诉的理念又有行政诉讼的理念,这就把公益诉讼本身的功能定位抹煞了。刘水林教授认为公益诉讼具有其独特性,既不属于民事诉讼也不属于行政诉讼。刘教授指出目前对公益诉讼的功能定位中,法学界仍然用主流法律价值理论,这种出发点是不妥的。主流理论是保护个人权利,个人权利损害后提起权利之诉,比如侵权、违约。但是从经济法的角度来思考,比如反垄断化、消法,包括环境法,这些法律保护的是秩序本身,而不是具体的权利。秩序是一种公共物品,对秩序的损害才具有公共性,只有对这种损害才能提起公益诉讼。所谓公、私,其判断标准不在于人数的多寡,用传统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公私概念是有问题的。公共和私人的区别,就是不特定性,这种公共利益受损对所有人都有影响,所有人都不能幸免。比如说环境污染以后,每个人的利益都损害了,不光包括现在的人,还包括后人。比如说从反垄断法的角度,垄断行为损害的是竞争秩序本身,反垄断法保护的是竞争秩序而不是保护竞争者。消法如果从经济法的角度思考,是保护消费品的公正交易秩序本身而不是保护消费者。

三、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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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权利

陈杰雷副主任在随后的与谈中谈到,他完全赞同公益诉讼制度是对行政机关维护公共利益的有效补充,是一个具有兜底性质的制度安排。从目前市场监管的实践来看,消费者通过投诉举报来维权占据了最大的一线行政资源。所以就如王福华教授前面所讲,让公益诉讼作为行政执法的补充,通过公益诉讼起到政策制定、政策执行的功能是很有必要的。

妇女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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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

刘宁元教授认为,针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公益诉讼从行政诉讼程序的视角来看,相关法律规范并不清晰。但实践中消费者提起行政诉讼还是比较多的,但这种诉讼不具有典型的公益性。只是由于消费者对行政形成了一种依赖,在行政诉讼当中消费者自己感觉到了公益性。

老年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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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权利

会议闭幕式由王琼处长主持。郑少华会长首先回应了刘水林教授等的观点,一是关于公益诉讼功能定位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寻找公益诉讼的学理依据和法理依据的问题,行政监管,行政规制或者行政执法失灵才会有行政诉讼;二是习总书记强调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中国公益诉讼的启动经历了漫长时间,严格意义上说,在中国的公益诉讼的起点,可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虽属于私益诉讼,但有公益的因素存在。中国法制化的进程是渐进式的一个过程,我们边试点边立法,这是中国公益诉讼的一个特点,中国的立法还有一个特点是是先地方后全国,甚至是先司法解释然后是国家法律制定修改,等等,这个过程这样的特点是值得研究的。在这个过程中私益诉讼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公益诉讼的功能。三是近现代以来的政治学和法学中,行政机关天然具有代表公共利益的成份。这里我们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即公益诉讼的边界。公益诉讼的边界实际上应有三个问题,第一,止步于私人诉讼。即私人能干的活,公益诉讼不要搀和。可以巧妙的利用私益诉讼的机制最后达到公益的目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基线。第二,止步于行政执法。这实际上在消费者诉讼当中,可能涉及到行政公益诉讼不是很明显。还可能浪费了司法资源,或者会起到负面作用。第三,止步于利益平衡。一定要有利益平衡,不能给企业增加过多的负担。

四、人权教育

郑少华会长在总结致辞中表示,中国的公益诉讼面临修正:第一,中国的公益诉讼有时候是公的问题和私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比如说中国的代表人诉讼和美国的集团诉讼是私益诉讼还是公益诉讼,有时候无法界定,可以模糊化,作为同一类诉讼。德国典型的团体诉讼并不具有侵害赔偿的请求权,团体诉讼这种模式,包括集团诉讼的模式和公益诉讼的模式,法律上都有,实践当中都在用。如果不用,光靠公益诉讼单兵突进,会存在很大的问题。所以应集团诉讼、团体诉讼、公益诉讼并举。第二,不太同意区分行政公益诉讼和民事公益诉讼,学者研究这个问题或是制度设计的时候要把行政的和民事的公益诉讼一起来考虑。第三,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实际上有一个拓展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个人,公民应当可以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便于公民的品格养成。从学理的角度是应该有这个诉讼的资格,当然,公益诉讼的适格主体扩展到公民扩展到自然人的时候,这又回到学理的问题,市民和公民的区分。私人诉讼实际上是自然人以市民的身份提起的诉讼,是为自己自身利益考虑的。当他以公民的身份参加诉讼,打的当然就是公益诉讼。所以美国的所谓公益诉讼,实际上就是公民诉讼。

五、国际人权条约义务的履行和国际人权交流与合作

最后,郑少华会长再次对各位嘉宾和同学们的参与表示感谢。本次研讨会在热烈的掌声中顺利落下帷幕。

国际人权条约义务的履行

(供稿:李亚峰 供图:彭璞 编审:王雅静 收稿日期:2018年3月15日)

国际人权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六、实施和监督

导 言

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中国政府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的一项重大举措,对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自2009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颁布实施以来,中国公民的人权意识明显增强,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得到全面加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更加有效,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国际人权领域交流与合作日益深化,各领域的人权保障在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上不断推进,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的制定、实施和如期完成,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近年来,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妥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和重大自然灾害的严峻挑战,积极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权事业,人权状况持续改善。坚持将保障人权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结合起来,不断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大力促进就业,加快发展多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服务均等化,逐步健全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覆盖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不断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有效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坚持将保障人权与加强民主法治建设结合起来,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有力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贯穿于立法、行政和司法各个环节之中,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人权保障的各个方面实现了有法可依。

应该看到,当今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受自然、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和制约,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还面临诸多挑战,实现充分享有人权的崇高目标任重道远。

2012-2015年是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加强人权建设、实现人权事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为此,在认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制定《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明确2012-2015年促进和保障人权的目标和任务。

制定和实施《行动计划》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人权事业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继续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位,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权利和利益问题,切实保障公民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促进社会更加公正、和谐,努力使每一个社会成员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幸福。

制定和实施《行动计划》的基本原则是:

——依法推进原则。根据宪法关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遵循《世界人权宣言》和有关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精神,从立法、行政和司法各个环节完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法规和实施机制,依法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

——全面推进原则。将各项人权作为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促进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的协调发展,促进个人人权与集体人权的协调发展。

——务实推进原则。既尊重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又坚持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新的实际出发,切实推进人权事业发展。

实施《行动计划》的目标是:

——全面保障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采取积极措施,更有效地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工作权利、基本生活水准权利、社会保障权利、健康权利、受教育权利、文化权利、环境权利,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使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

——依法有效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加强人权的司法保障,促进司法公正;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充分保障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保障少数民族享有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权益;努力促进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歧视;切实保障儿童的生存、发展、受保护和参与权利;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推进老年人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残疾人事业,促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广泛开展人权教育。继续开展对公务人员的人权培训;在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人权教育;在全社会普及人权知识,不断提高公民的人权意识。

——积极开展国际人权交流与合作。认真履行国际人权条约义务,深入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工作,继续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各国开展人权对话、合作和交流。

经国务院批准并授权,现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予以公布。

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继续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放在首位。采取积极措施,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提高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保障水平,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工作权利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工资制度,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改善劳动条件,强化劳动安全,保障劳动者的工作权利。

——落实就业优先战略。2012-2015年,年均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促进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外出就业和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完善工资制度。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建立健全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和企业工资支付保障制度。促进农民工与城镇就业人员同工同酬。

——修改劳动合同法。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到2015年,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

——改善劳动条件。加快劳动标准体系建设,规范劳动定额标准管理。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实施安全生产战略。加强安全生产监管,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到2015年,国家和省、市以及高危行业中央企业应急平台建设完成率达到100%,重点县达到80%以上。到2013年,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以及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和商贸8个工贸行业规模以上企业均达到安全标准化三级以上;到2015年,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行业领域以及冶金等8个工贸行业规模以下企业均实现安全标准化达标。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死亡人数以及较大、重大和特别重大事故起数均明显下降。公开安全生产信息。设立举报信箱,统一和规范“12350”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

——实施职业病防治法。继续落实《国家职业病防治规划(2009-2015年)》设定的职业安全健康指标。

——面向城乡劳动者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力争使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劳动者都有机会接受相应的职业培训,使企业技能岗位的职工得到至少一次技能提升培训。推动各地建立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到2015年,全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达到1.25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340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27%左右。

——完善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体系和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机制。强化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充分发挥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的作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达到90%。

基本生活水准权利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实施扶贫开发攻坚工程,完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提高公民基本生活权利的保障水平。

——保持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2011-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年均增长7%以上。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

——落实《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实施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工程,对2.4万个村整村推进。开展农村贫困劳动力实用技术培训。坚持自愿原则,对生存条件恶劣地区扶贫对象实行异地扶贫搬迁。继续在边境地区、地方病严重地区、灾后恢复重建地区以及其他特困区域开展扶贫开发试点。继续开展科技扶贫,推进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大力发展贫困山区林业,2015年贫困地区森林覆盖率比2010年底增加1.5个百分点,力争实现贫困农户一户一项增收项目。

——制定基本住房保障条例。完善保障性住房建设、分配、管理、退出等制度。加快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推进城镇棚户区改造,力争使城镇中等偏下和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得到基本解决,新就业职工住房困难得到缓解,外来务工人员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到2015年,全国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达到20%左右。加快林区、垦区、煤矿等棚户区改造。“十二五”期间改造林业棚户区81.53万户。

——帮助贫困农户解决基本住房安全问题。继续发挥政府补助资金的引导作用,建立农村危房改造长效机制。2012-2015年,累计帮助500万贫困农户的危房改造。

——落实《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建立健全房屋征收法规政策体系,切实维护被征收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

——做好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切实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制定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

社会保障权利

完善各类社会保险制度,促进社会救助制度城乡均等覆盖,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制定和修改社会保险法的配套法规和规章。修改失业保险条例,制定基本医疗保险条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条例,制定生育保险以及社会保险登记、申报、缴纳等方面的规章。

——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到2015年,城镇职工和居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3.57亿人,实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将与企业建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做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逐步推进城乡养老保险制度有效衔接。全面落实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完善基本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稳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

——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到2015年,医疗保险基本覆盖城乡居民。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参保人数较2010年新增6000万人以上。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3.2亿人。提高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财政补助标准。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在政策范围内住院医疗费用支付比例均达到75%左右。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门诊统筹覆盖所有统筹地区,支付比例提高到50%以上。到2015年,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60元以上,新农合参合率稳定在95%以上。

——修改失业保险条例及其配套规定。进一步健全失业保险制度,提高失业保险统筹层次。到2015年,失业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6亿人。

——完善工伤预防、工伤补偿和工伤康复相结合的工伤保险制度。完善工伤保险市级统筹,逐步实行省级统筹。积极稳妥推进工伤预防和工伤康复工作。到2015年,工伤保险参保人数达到2.1亿人。

——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到2015年,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5亿人。

——提高城乡低保和社会救助水平。完善城乡低保标准的科学制定机制和动态调整机制,城乡低保标准年均增幅达到10%,农村五保供养标准达到当地农村居民平均生活水平。推行城乡低保分类施保,提高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和重病患者的救助水平。到2015年,全国城乡低保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6%左右,实现应保尽保。逐步降低或者取消医疗救助起付线,推广医疗救助诊疗费用结算“一站式”服务模式。修改《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

健康权利

初步建立起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保障公民健康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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