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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佐和子为了从前就梦想的声优职业,如何面对日本

时间:2020-03-14 11:17

近代以来,给中国造成灾难之巨的国家,无过于日本。可以说,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一直面临着日本的直接威胁。如何面对日本,是中华民族必须面对的“问题”。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维新志士与一些开明的朝廷重臣、乃至光绪皇帝的对日态度,现在仍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
  
  一   
  一百多年前的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在中国领土上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不得不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中国的失败使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梁启超痛定思痛,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
  
  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为开始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光绪皇帝更是急不可耐,康有为于是“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终于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进呈完毕。《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
  
  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在书后的“跋”中,他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一切已足。”
  
  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不少内容都来自此书。对于向西方学习未久的日本何能“兴之暴也”,朝野都有极大的兴趣,“以日为师”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如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在奏议中就明确说道:“中华欲留学易成,必自日本始。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重臣张之洞在以“中体西用”而大为著名的《劝学篇》中的一段论述则更有影响:“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所以“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
  
  当然,官方的大力提倡还有更深刻的原因。所谓“同文”,不仅指文字相同,主要意味着有大致相同的文化、思想和社会特征,尤其是对儒学价值的推崇。因此,时人多认为日本已成功地将西方的“用”移植到了儒家的“体”之上,对中国解决令人困惑不已的“体”“用”具有启示意义,所以效仿日本其实便是中体西用、富国强兵的捷径。使朝廷更为放心的,是日本天皇仍处于“万世一系”“神圣尊严”的地位,因而朝廷也积极推动“游东”事业。细细想来,能迅速克制因惨败敌手的奇耻大辱和割地赔款产生的满腔愤怒,颇为理性地承认应向不共戴天的仇敌学习,于朝于野,至属不易。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忾之时,主张学习日本者同样热血沸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之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他们之所以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的勇气,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爱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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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中国演习日本的热情,得到了日本的响应。
  
  从1898年到1912年的十余年间,虽有日本参与八国联军的对华侵略等等,但就思想、文化、社会、政治体制的影响来说,这十年却是近代中日关系的关键十年。美国佐治亚(Geor-gia)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任达(Dou-glasR.Reynolds)经过多年实证研究,在《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中把镜头对准这一阶段的中日文化关系,尤其对此后中国的主要社会思潮、流行词汇和教育制度、军事体制、司法体系等都作了细致的源流考订和“组织移植”(OrganizationalTransfer)的对比研究。在这个基础上,他认为使中国随后几十年变化极大的种种“革新”的范本,大都在此阶段来自日本,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提出了这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黄金十年”(GoldenDecade)的概念。有必要指出,这里所谓“黄金十年”并非指一种平等的伙伴关系,而是指双方基于各自利益、需要而形成的一种并不平等的“师徒”关系。
  
  中国的“求学”热情得到了日本朝野的积极响应,日本这种出人意料的“亲善”态度,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甲午战后日本曾一度占据辽东半岛,但在以俄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态度强硬的干涉下,日本不得不“还辽”。这一事实使日本认识到自己的实力还不如西方诸国强大,在对中国的瓜分中得不到期望的份额。如果中国此时被瓜分,反会使日本失去一个巨大的屏障而直接面对西方,所以此时日本国内兴起了“保全支那论”。当然,其潜台词是待日本强大后或西方列强自顾不暇时再来瓜分或独占中国。二是想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培养亲日势力,认为如果中国的政治、军事、教育和商业体制、人才均由日本培养,则日本在华势力将无可限量。基于此,日本作出了各种努力以消除中国尚存的一些疑虑,同时为中国留学生创造了种种便利条件。
  
  这样,中日双方可谓“一拍即合”,在20世纪初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学生留日学习的高潮。
  
  任达认为,从思想观念甚至从法律制度的角度来看,清末“新政”都可说是一种“革命”,是库恩(ThomasS.Kuhn)所说的“范式”(paradigm)革命。正是这种革命,使中国人的世界图式、历史观、礼法观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政”的历史表明,思想革命和体制变革是紧密相连、互相促进的。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新政”实际为辛亥革命打下了基础。而这种社会性的思想革命,并非几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的振臂一呼便一蹴而就,而是要由一大批默默无闻的“新载体”埋头做一些诸如新思想、新概念乃至新语言的引进介绍等踏踏实实的工作。所以他明确表示:“关于‘新载体’问题,本书拒绝那种认为靠一两个普罗米修斯式的知识分子或领袖,便可以莫明其妙地改变整个时代的英雄史观;同样,在‘新概念’问题上,本书也不认为某些译著或著作便可改变中国。无论这些‘英雄’的活动或重要著作的影响有多大,都不能仅靠这些来理解新政革命。”
  
  大量负笈东渡的留学生,便是这种意义非凡的“新载体”。据不完全统计,从1898到1911年这十余年间,至少有2.5万名中国学生到日本留学。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如此多的学生留学一国,尚属空前,这“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化导向的真正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移动潮”。这些学生的专业从理工农医到文史哲政经法商,学习教育和军事的更不在少数。虽然他们每人在异国他乡的经历和体验各不相同,回国后的遭际和成就也有很大差别,但正是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共同努力,在方方面面都为寻求现代化的“新中国”做了开拓性工作,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因为他们既是新思想的载体,又是新思想的实践者;他们不仅是各种新知识的引介者,而且是许多新制度的创建者。
  
  在新观念的引进中,由于“同文”,使译自日文的书籍突然后来居上,迅速超过西文书籍。梁启超到日本不久,即写下“论学日本文之益”一文作为《清议报》的社论,力论应向日本学习,从中可见当时知识界心态之一斑。他写道:“既旅日本数月,肆日本之文,读日本之书,畴昔所未见之籍,纷触于目,畴昔所未穷之理,腾跃於脑,如幽室见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声疾呼,以告我同志曰:我国人之有志新学者,盍亦学日本文哉。……夫日本于最新最精之学,虽无不欠缺,然其大端固已粗具矣。”一年后他更回忆说在日年来的经历使他“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细查这几年梁启超等人的论文,的确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对“西学”的了解突飞猛进,而且所使用的重要术语从原来基本上都是中国术语转为几乎全用日本术语。从1900年后,“新知识”的翻译工作几乎就集中在日本。
  
  与人们长期以来仅仅注重少数几本声震一时的“名译”不同,任达认为对中国思想及社会最具渗透力和持久影响的,莫过于教科书。由于教科书不被人重视,往往是“用了就扔”,新版不断取代旧版,连图书馆都很少收藏,所以很难作精确研究。就目前搜集情况来看,当时差不多每一种日本中级教科书都被译成了中文,甚至一些教员的讲义也被翻译。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如今几乎已被人遗忘的范迪吉,他译编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不但发行广,而且质量也较高。“全书”包括了“知识”的各个领域,共分8大类:宗教和哲学6种,文学1种,教育5种,政治法律18种,自然科学28种,实业(包括农业、商业和工业)22种,其他两种。“全书”使用的是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几乎同时,各类“百科全书”的译本又出现不少,并多由李鸿章、张之洞、黄遵宪、张骞等名人作序,以表重视。这“反映了对中国传统以外的综合性知识,骤然有强烈的需求。然而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著作,现在已经化为乌有,即使图书馆也找不到了”。
  
  的确,如果没有大量具有奉献精神的翻译者,“思想革命”是无法发生的,但大多数译者却始终默默无闻,被历史淹没。正是这些译著从根本上重新塑造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促使“思想革命”的发生。他进一步写道: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孙中山等“都在思想革命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他们的角色到底只是边缘性的,是在中国以外活动的,他们仅能以有限的讯息影响有限的听众,没有参加中国本土新思想的制度化活动。思想革命的真正英雄是千千万万不知名的人们,他们默默地、一步一步地工作……这些新知识的载体及使之制度化者,在世界舞台上担当一角,把中国从中国中心的背景下移到世界历史的主要舞台上。”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
  
  任达认为,晚清新政的实质就是“体制革命”,而在这一阶段,“思想革命”与“体制革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两者互相依赖又互相支持。与“思想革命”相同,“体制革命”也主要是模仿、学习、移植日本的体制,从改革的蓝图设计,顾问的聘请到具体的指导和运作方式,都是“以日为师”。
  
  1898年,张之洞派姚锡光率团赴日考察教育,姚氏回国后发表《东瀛学校举概》,对日本的教育状况和体制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之后,赴日考察教育的公、私团体和个人便络绎不绝,对日本教育的介绍更为详尽。从“胎内教育”一直到“大学堂教育”,一无遗漏。日本这些学校虽是教授“新学”、实行“新制”的“新式学堂”,但又无一不注重儒学,标明“德育为经,智育为纬”,要坚持“先圣先儒之大道”,强调忠君爱国、仁、义、忠、孝等儒学伦理道德观。这一点给清政府和士绅以深刻的印象,“独特的日本学校教育,即以儒家道德为本的修身教育与近代诸学科结合起来,已成为中国的理想楷模”,“如果没有日本的文化改良,中国要迅速、平静、彻底地完成教育体系的全面重新构建,那简直是不可想像的。”1904年1月,清廷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实际是对日本教育模式的全面模仿就不足为怪了。
  
  进一步说,晚清新政时的军事、警务、狱政和司法制度、体系的改革和创新几乎都是以日本为蓝本,并且是在日本顾问的具体帮助下创立的。此时制定的几部重要法律,如刑法、民法、商法也是在几位日本法学家非常具体的指导下完成的。在清朝灭亡之后,这些制度和法律的主要部分实际都被承继。这些都可说是中国的作为制度的现代化的开端和奠基,对后来的中国有着巨大的影响。
  
  简言之,“不妨以强敌为师资”就是怎样对待敌国、也是怎样爱国的理性态度。   

核心提示:在昨天的TEAM KII公演上,秦佐和子在粉丝们面前亲口发表了此项消息。秦佐和子为了从前就梦想的声优职业,而决定从SKE48毕业,4月开始进入声优学校进行学习。

作者:郑田卫摘要: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的审判和实体法律适用存在误区。我国《海商法》未就该类合同作出明确的立法规定,我国《合同法》确立了适用法律的框架,但其与我国《海商法》、《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等金融法律法规的衔接以及该类合同在实践中的变异性等问题,在海事审判中把握不易,值得研究。[关键词]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法律适用;司法实践一、概念的法律界定船舶融资的形式有直接贷款、船舶抵押贷款及船舶融资租赁等。考虑到税收、船舶所有权以及债权保障等因素,船舶融资租赁渐成船舶融资的主要方式。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是船舶融资租赁交易的产物。1952年5月美国人H·杰恩费尔德创立美国租赁公司,开创融资租赁(Finance Lease)的先河。1972年美国《船舶融资法》(Ship Financing Act)规定了一种崭新的融资方式即船舶融资租赁,使得船舶融资对投资者几乎无任何风险。船舶融资租赁,对租船人来说,可用较少的资金解决生产所需;就出租人而言,所有权明晰,利润丰厚且债权又有保障。船舶融资租赁的形式主要有直接租赁、回租、转租、委托租赁和杠杆租赁(衡平租赁)。我国《合同法》第237条规定:“融资租赁合同是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是融资租赁合同的一种。它是一种贸易即船舶买卖与信贷相结合,融资与融物为一体的综合性交易合同,其内容为融资,形式是融物。它是将两个合同— 船舶买卖合同和租船合同、三方当事人——出卖人、出租人(买受人)、租船人结合在一起的以出租人和租船人为主体的独立有名合同。船舶租赁合同与船舶买卖合同在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中效力上互相交错,但区别还是明显存在,更独立于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本身。如原告(反,诉被告)舟山市船舶工业总公司诉被告(反诉原告)舟山市普陀航运总公司名为船舶转让实为船舶租购中途退船纠纷案,宁波海事法院审理判决认为,船舶转让协议依法有效,被告违约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船舶实际损失应以协议约定的转让价格与原告再次转让他人的价格差为依据;并驳回被告反诉。双方当事人均不服上诉,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法律关系的实质亦应是:船舶租购合同关系。在船舶融资租赁交易中,所有权在行使过程中总是处于不完整状态,也就是说,船舶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并不是同时集中于一个主体,它存在着分离。同任何租赁一样,在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期间,亦是让出船舶占有、使用、收益权的所有权,是仅仅保有船舶处分权,它是随船舶租赁债权实现程度不同而变动的所有权。船舶出租人的所有权是一项受其租赁债权严格限制的权利。根据我国《合同法》第242条“出租人享有租赁物的所有权。承租人破产的,租赁物不属于破产财产”的规定,船舶出租人在租船人破产时享有实体上的一般性取回权,该权利基础在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中表现为船舶所有权与占有、使用、收益权能的分离,这从立法的角度担保了租金债权的实现。但这在海事实践中产生一个复杂的问题:船舶融资租赁下的船舶是否可以被扣押?依199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诉前扣押船舶的规定》之“三、扣押船舶的范围”的规定,应是可以扣押的。不过该规定在我国《海诉法》实施后的效力有待观察。我国《海诉法》等法律就此未作规定。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可以扣押论”,依法律实证主义思维模式,将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归类于光租合同;二是“不可扣押论”,依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23条关于扣船条件的规定,扣船应严格依照法定条件的规定,不应法外扣船。笔者认为,船舶融资租赁下的船舶在其符合光船租船的条件下,比照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23条关于光租船可扣的规定,在理论上应当是可以被扣押的,因此笔者持“有条件的可扣押船舶论”。因为依照我国《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第6章“附则”规定,船舶融资租赁存在不同种类,有些类别如委托租赁不符合光船租赁条件,也即船舶融资租赁下的船舶不符合光船租船的条件,应区别不同情形来决定是否可以扣押。此外,船舶融资租赁船舶的可扣押性也与船舶登记有一定关系。依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29条规定,“可扣即可卖”,船舶融资租赁下的船舶应是可司法拍卖的。这与我国《合同法》第242条所规定的融资租赁合同下租赁物的取回权相冲突,在单船公司的单船破产情况下尤其严重。而且,拍卖船舶后,出租人是否可以参加债权登记并享有优先权更存疑问。笔者认为,出租人是不能参加债权登记并享有优先权的,因为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下的船舶所有权未转移,而其担保为人的担保,只有物的担保才能享受优先权。不过,根据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119条的规定,船舶拍卖清偿债务后的余款应当退还给船舶原所有人。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实践中都通过合同本身的租赁保证金与担保人来担保所有权的实现。关于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中的船舶租金问题,我国《合同法》第243,248,249条就此作出立法规定,这与我国《合同法》第13章“租赁合同”第226条关于租金的规定不同。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中的船舶租金既不同于一般租船合同的租金,又不同于船舶买卖合同中的船价。在船舶融资租赁交易中,租船人不依约支付租金,出租人在解除合同、收回租赁船舶的同时,依我国《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的规定还有权主张损害赔偿金,在法国即是如此。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249条规定,该损害赔偿金的适用范围有所限定。依我国《合同法》第243,248,249条的规定,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中的船舶租金的构成与租船合同租金不同,且该租金请求权具完整性特点。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新疆天山毛纺织品有限公司与新疆宏源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集装箱总公司乌鲁木齐公司、乌鲁木齐市红山商场融资租赁纠纷案时认为,在融资租赁合同中,租金是一个整体,分期支付租金只是一种偿付租金的方式,不能将租金割裂开来而认为其有若干个追诉时效期间,租金诉讼时效应从最后一期应付日起算。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究竟指的是整个交易过程中的合同,还是仅指出租人与租船人之间就租赁物即船舶签订的租船合同?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与租船合同的关系,是并列关系还是从属关系?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是一个合同还是两个合同?笔者认为,船舶融资租赁交易与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是两个不同层次问题的概念。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显指整个交易过程中的合同,它与简单的租船合同有别,它与租船合同的关系为并列交叉关系,其为一个独立的合同。作为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构成部分的船舶买卖合同和租船合同,并非完全独立存在,相反,二者常呈现效力上的交错。正因为如此,融资租赁合同才成为独立的有名合同,并在法律上予以规定。但船舶买卖合同和租船合同效力上的交错,并不意味对合同相对性原理的突破,因为它是基于合同的约定,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合意的产物。必须明确指出,根据我国《合同法》第237条规定,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的主体只有出租人和租船人;出卖人仅是双方约定的可选择的合同内容之一,并非真正的合同主体。如我国《合同法》第240条规定的承租人向出卖人行使索赔权问题,正是基于合同约定,也进一步说明出卖人是合同内容之一,而非合同主体。总之,作为融资租赁合同之一的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是海商合同中一种新型的多务、有偿、不可撤销的诺成性合同,合同的标的是特定的船舶。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具有以下特征:协议的组合化、当事人的多元化、所有权行使过程化、主体资格法定化、民事责任的交叉化。二、船舶融资租赁的法规环境船舶融资租赁的立法体例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统一立法模式即通过一部专门融资租赁法律来规定,如法国1966年《融资租赁业法》、韩国1967年《租赁业促进法律》及1985年《租赁会计标准》、巴西1974年《租赁事业法》及1981年《巴西进口租赁法》、新加坡1982年《租赁准则》;另一种是分散立法,即通过民法、商法、合同法等相关立法来加以规定,并制定条例等来补充,如美国统一商法典在1987年新增第二编租赁及《1972年船舶融资法》、日本1978年《关于租赁交易法人税及所得税的通告》等。在国际公约层面上,1988年5月在加拿大握太华召开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上通过了《国际融资租赁公约》,该公约共3章计25条,我国代表也参加会议并在公约上签了字。我国早期的船舶融资租赁法律和管理规定较为零散。我国融资租赁的法规与解释最早可见于最高人民法院1990年7月20日的(90)法经函字第61号《关于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诉河南登封少林寺出租旅游公司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的复函》。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三章第四节“民用航空器租赁”,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四章“融资租赁合同”,2000年6月30日公布实施的《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六章“船舶租用合同”、最高人民法院法发[1996]10号《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共同构成我国船舶融资租赁法律框架。我国《合同法》第十四章“融资租赁合同”,主要规定了融资租赁合同的定义、内容、出租人和承租人主要权利和义务、融资租赁合同与买卖合同的关系、融资租赁合同中租金的构成、租赁期间届满租赁物的归属等,它是船舶融资租赁合同适用法律的主要依据。《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共6章计52条,是船舶融资租赁的强制性的基本法律规章。从法律适用角度而言,船舶融资租赁合同首先适用我国《合同法》,在我国《合同法》未有规定时应补充适用2000年《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就我国《海商法》具体条文而论,并未就船舶融资租赁进行立法规定,但我国《海商法》关于租船合同及《民用航空法》关于融资租赁的规定,在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与租船合同的关系层面上,可比照适用。此外,实践中尚需借鉴《国际融资租赁公约》、金融机构的具体行为规则如《中国农业银行金融租赁业务试行办法》、《中国工商银行金融租赁暂行办法》及其他国家立法等来加以补充和完善。关于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下船舶侵权责任的归责问题,出租方的风险免责是各国立法、惯例和学说所肯定的。我国《合同法》第246条规定了出租人不负租赁物使用对第三人侵权责任,它在船舶融资租赁中是指船舶在高度危险作业中责任的归属,这也符合我国《民法通则》第123条的规定。但必须明确,这与我国《海商法》关于船舶责任的特别规定如油污责任规定有出入。我国《合同法》第240条规定租船人可向出卖人(船舶卖方)直接索赔,该权利的法律性质有两契约收缩构成说、委任说、为第三人契约说、债权让渡说等多种学说,我国《合同法》很明显原则上采纳了“债权让渡说”。但是,根据我国《合同法》第240条“出租人、出卖人、承租人可以约定,出卖人不履行买卖合同义务的,由承租人行使索赔的权利。承租人行使索赔权利的,出租人应当协助”的规定,我国《合同法》对“债权让渡说”的采纳是有条件的,所谓“出租人、出卖人、承租人可以约定”即意味着承租人行使索赔权需经出卖人的同意,这与我国融资租赁交易的实践并不完全吻合。根据我国《合同法》第80条第1款规定,债权转让一般无须债务人同意,“(应当)通知债务人”即可。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合同法》关于承租人直接行使索赔权利的条件的规定不尽妥当。但也有人认为,我国《合同法》第240条应优先和特别于第80条第1款的规定,特别优先于一般,该规定仅起强调作用。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无效的处理,是否应当返还,情况比较复杂,我国《合同法》未作规定。为解决审理融资租赁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1996年5月27日发布了《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规定对融资租赁合同的定义、合同纠纷案件的当事人、合同管理、无效合同的认定和处理以及索赔等问题作出了规定。除与我国《合同法》相抵触部分外该规定仍然有效,仍应加以适用来处理无效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关于无效融资租赁合同的认定和处理,该规定第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融资租赁合同为无效合同:出租人不具有从事融资租赁经营范围的;承租人与供货人恶意串通,骗取出租人资金的;以融资租赁合同形式规避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的。对无效合同的处理不应采取简单的返还原则,考虑到租赁物(船舶)多数为特定的,为承租人选定的设备,应区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三、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法律适用的案例法分析在实践与理论上,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常与保留所有权的分期付款船舶买卖合同、租船合同、船舶贷款合同发生混淆,必须加以区分,以利于船舶融资纠纷的法律适用。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与保留所有权的分期付款船舶买卖合同,在交易目的、有无所有权的期待权、船舶所有权归属以及船价构成等方面存在区别。应该说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在某种程度上包含船舶买卖合同、租船合同、船舶贷款合同三种民事法律关系,但不应把该有名合同简单地归人其中某一类别。(一)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与贷款合同的关系在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与贷款合同的关系上,有学者认为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实质上就是贷款合同。但必须明确,该观点是不正确的,它忽视了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与贷款合同之间的根本区别。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既非借钱还钱,也不是借物还物,而是借物还钱。两者区别体现在:合同主体的区别;借款合同只涉及一定数额金钱的移转交付,而不涉及物件的使用关系;租金与利息计算不同等。如上海海事法院审理的沪海法(1998)商278号案,该案名为船舶融资租赁纠纷,实则是借贷法律关系。尽管原告与被告所签订合同的名称与内容均系船舶租赁,在该案中《租赁合同》的约定与融资租赁极为相似,如“租赁期内,设备所有权属原告”、“租金”等。在该案中船价为1 200万元,而原告仅融资300万元;出租人只须出资不低于租赁物20%的金额,即可获得租赁物所有权,这似乎符合“杠杆(融资)租赁”的形式。然而,关键问题在双方对船价和租赁金额差价的承担上,双方约定“由第二公司(即被告)自筹”。按“杠杆租赁”方式,出租人除自己出资一部分外,其余部分必须以该租赁物向金融机构抵押贷款来解决,即购买租赁物的款项还是必须100%由出租人自己来筹措。而本案原告仅出资25%,其余75%由被告自筹,显然不属船舶融资的“杠杆租赁”,且查证原告从未取得该船所有权。法院认定双方之间为借贷关系,并认为租赁担保方无须承担借贷担保责任的判决是正确的。(二)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与租船合同的关系有观点认为,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是一种租船合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附有租购条款的光船租赁合同是现代船舶融资的有效方式之一,这与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的融资方式极易混淆,在银行业参与下尤其如此。关于光船租购,我国《海商法》第154条规定可通过光船租赁合同的租购合同来融资购船:定有租购条款的光船租赁合同,承租人按照约定向出租人付清租购费时,船舶所有权即归于承租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允许光船租赁船舶可以暂时更换船旗,同时我国《海商法》第271条第二款规定,光船租赁下更换船旗后的抵押权仍适用原船舶登记国法,为抵押权人制定了与国际法规接轨使抵押权人放心的法律条款。但各国法律对于光船租赁条款采合同自由主义,而对于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多数国家有强制性的法条限制,我国亦不例外。在我国,考虑到船舶融资租赁交易具有融资性,因而只有经金融管理部门批准许可经营的公司,才有从事船舶融资租赁交易,订立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的资格。租购是一种租船方式,也是一种特殊的融资方式,它不涉及合同主体的法定性问题,而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中主体不适格则合同无效。此外,光船租购合同仅涉一及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而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包含着资金融通、船舶买卖、船舶租购三个民事法律关系。在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中.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仍是租赁合同关系,所有权仍归出租人享有:从这个角度看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与租赁合同并无区别,但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兼具融物、融资双重属性,常以融资为目的,以融物为手段。融资租赁的所有权保留意义仅在于担保租金债权的实现,违约时可享有取回权。因此,我国《合同法》第250条允许当事人约定租赁期间界满后船舶的归属。租船合同为一种继续性的有偿使用关系,而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不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它不具备传统租赁合同的继续J性特征。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与光船租购合同的区别必须准确地予以把握和定性。如武汉海事法院审理的原告王朝文诉被告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监利县支行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1988年原告与被告签订“船舶租赁合同”(公证时涂改为“买卖合同”),经原告申请,被告以信用租赁形式将监利县航运公司以资产还贷的“监机24”号船卖给原告,约定原告在未付清船款前,对船舶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待偿清全部租金后,被告将船舶所有权转给原告。1992年8月被告以原告未按约履行合同为由,收回“监机24”号船,原告提起诉讼。武汉海事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签订的“船舶买卖合同”是附条件的买卖合同,合同依法有效。原告不按合同履行付款义务,依约不能取得船舶所有权;被告依据合同约定收回船舶不属于侵权行为,原告诉讼请求理由不能成立。该案案由确定不够准确,该案的案由既非船舶买卖纠纷,更非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而是船舶租购合同纠纷。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作为有名合同,有着显著的特质,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其与光船租购合同间的共同性,但同样把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看做光船租购合同的一种特例亦是不正确的。该两类合同在缔约意图、合同内容等存在区别。依我国《合同法》第十三章与第十四章关系的立法规定来看,区别是本质的,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与光船租购合同间的关系不同于承揽合同与建设工程合同间的关系,它们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我国《海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中关于船舶所有权、抵押权、光船租赁合同的租购条款、光船租赁下的船旗更换、船舶融资租赁的船舶登记不影响船舶所有权等规定,可比照适用于船舶融资租赁合同,这进一步使船舶融资租赁成为有效的现代船舶融资法律机制。(三)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的发展与变异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由于在操作上的多环节性和复杂性,实践中其变异性问题较突出,而蜕变成为船舶买卖合同、光船租购合同或贷款合同,在案件审理中必须警惕。如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诉福建省石狮市轮船公司、上海市通联运输实业总公司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担保纠纷一案[(1996)沪海法商字第392号]。1994年1月10日被告福建省石狮市轮船公司(下称石狮公司)向原告提交租赁贷款报告。同年1月26日石狮公司作为调出方,与调入方原告在“金融租赁设备调拨单”上盖章确认,租赁设备为运输货船K-RN031号。同年2月4日,被告上海市通联运输实业J急公司(下称通联公司),向原告出具“租赁担保书”,为石狮公司与原告签订的018号租赁合同中的租金担保。同年3月4日,原告与石狮公司签订。18号“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同意将K-RN031号货船出租给石狮公司,在租赁期内所有权属于原告,石狮公司付清全部租金和设备残值后取得所有权等。同年3月17日,原告将300万元人民币划入石狮公司沪办账户内,石狮公司在原告提供的“借款借据”上加盖公章,该“借款借据”注明的利率是12.078‰,分四期偿还借款,借款用途为购船。石狮公司取得300万元人民币后,另购得货船“维多利亚”号,并于1994年7月12日取得该船发票,金额为630万元人民币。同年8月11日,石狮公司取得“雄盛”号船的船舶国籍证书,载明船舶所有人为石狮公司。由于石狮公司未依约支付租金,1996年9月25日“雄盛”号船因另案被上海海事法院公开拍卖。原告因此诉两被告,要求石狮公司支付租金,通联公司履行担保责任。上海海事法院认为:原告不拥有船舶所有权,从而也就无权出租船舶并从中获益。原告代理人在庭审中将合同双方上述履约过程定义为“回购”租赁,尚缺乏足够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因而无从认定。相反,借款借据、贷款利息等证据及船舶保险单上赔偿受益人的约定和原告向法院登记债权的行为则较为充分地佐证了合同双方实际存在的借贷行为。被告石狮公司作为合同签约主体一方,同时在标志借贷行为具体实施的借款借据中借贷人栏内盖上公司章的行为,表明该公司与原告之间存在事实上的借贷法律关系。理应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应义务。被告通联公司就租赁合同出具的担保函担保的是K-RN031号船的租金,该船未买成,因而未产生任何租金。“雄盛”号船是被告石狮公司利用自筹资金加上从原告处借贷的资金自行购买的,就该船租金被告通联公司未曾出过任何担保函;况且被告石狮公司更改船舶以后并未通知被告通联公司,原告也未就变更船舶一事征询过被告通联公司的意见,致使该公司直至申请扣押船舶时一直将“雄盛”号船误作租赁合同及其附表中指定的K-RN031号船,在上述误认合同标的物及误解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归属的情况下而设立的租金担保行为中,被告通联公司并无过错,该公司的担保行为作为主合同项下的从合同,其效力应当根据主合同的效力以及本案事实加以确定。综上,原告与被告石狮公司的所谓租赁合同,其实是双方在融资租赁名义下签订的借贷协议。该协议违反了我国有关金融法规,应属无效,由此引起的责任由双方按过错程度各自负担。鉴于主合同无效,作为从属的担保合同亦无效。因被告通联公司对主合同无效并无过错,且该公司担保的K-RN031号船的租金亦未发生,因此通联公司不承担租金担保责任。依照我国《经济合同法》第7条、第16条第一款,上海海事法院在1998年3月18判决:(1)被告石狮公司返还原告招商银行上海分行贷款300万元人民币;(2)原告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3)被告通联公司不承担担保责任。原告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招商银行上海分行与石狮公司签署的“租赁合同”,虽约定原告向石狮公司出租船舶,但实际上石狮公司是以自己名义购买船舶,原告未取得石狮公司所购船舶的所有权,其出租船舶的事实不存在,故招商银行上海分行与石狮公司签定的“租赁合同”可视为未履行。由于本案租赁合同未履行,通联公司于1996年7月10日所发有关租赁借款担保的函,不能推定为借款担保,上诉人要求通联公司承担本案担保责任缺乏事实依据。上诉人认为自己未把握船舶融资租赁的法律特征,操作走样,但合同已履行,通联公司仍应承担担保责任。这一放弃行使权利,而要加重担保人风险责任的主张,法院不予支持。招商银行上海分行发放300万元人民币,已由石狮公司出具借款借据,双方事实上建立了借贷关系。石狮公司使用该笔借款,理应支付相应的利息。鉴于招商银行上海分行作为商业银行,其发放贷款的行为并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其要求石狮公司支付利息的请求应予支持。原审法院认定其违法借贷,并无依据,应予纠正。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90条、第106条第1款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二)项的规定,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1月22日判决:(1)维持上海海事法院(1996)沪海法商字第39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三项;(2)撤销上海海事法院(1996)沪海法商字第392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3)被上诉人石狮公司向上诉人招商银行上海分行支付借款30。万元人民币的利息,计息期自1994年10月1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固定资产贷款利率计算。在船舶融资租赁实务中经常出现的情形是: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中要么只有租船合同而没有购船合同;要么只有购船合同而无租船合同;要么虽有租船合同和购船合同,但购船合同没有履行或购船合同中关于标的物船舶在租船合同中没有明确约定。其原因可能是故意,也可能是过失,如金融机构缺乏对船舶融资租赁的法律特征的把握、内部管理混乱造成合同监督不力或履行失当,从而履行的不是融资租赁合同而是借款合同。这种要件缺损的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司法实践中一般将其定名为“名为船舶融资租赁实为借款合同”,认定出租方的金融机构利用船舶融资租赁形式谋取非法利益,因为我国法律下的借款合同的利率不得突破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利率的上下限,而“名为船舶融资租赁实为借款合同”的合同以租金形式收取高额利息,规避法律对利率的限制。法院据此作出对船舶出租人不利的判决。船舶融资租赁的出租方应通过对租赁物的明确约定、买船合同中自主购买或明确授权租船人购置以及要求租船人出具租赁船舶受领证等来加以明确,亦便于举证。四、结论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因标的物船舶的专业性而成为融资租赁的特别类型。该类合同纠纷在审理中应注意以下问题:(1)在法律适用上以我国《合同法》为基础,并优先适用;同时补充适用《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等金融法律法规;在租金等层面上适用我国《海商法》等的有关规定。(2)慎重确定该类案件的诉由与案由,准确定性,并审查该类合同本身的发展和异化。(3)严格区分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与船舶买卖合同、借贷合同、租船合同及光船租购合同的差异,恰当准确地适用法律审理案件。以船舶融资租赁合同方式进行船舶融资取得船舶所有权也产生一些问题难以解决。如融资租赁合同下的船舶是否可被扣押拍卖?这在海事审判中便存在不确定因素。此外,在船舶融资租赁合同中使用的租船合同的承租人是否享受船东责任限制?在Torrey Canyon船申请责任限制案中请求权人抗辩认为:该船受益所有人(租船人)不是依《责任限制法》可享受责任限制的主体,应承担无限责任。在我国,依《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101条规定,船舶承租人可以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也就是说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的租船人应是可以享受船东责任限制的主体。尽管如此,在航运业中,由于船舶融资租赁在融资方、租船人和船舶卖方间确立联系,故比传统的船舶抵押融资更为灵活。船舶融资租赁是一种崭新的信用形式,它优化了投资环境、结构和规模,提供了一个经济有效的方法将船舶的经营成本与经营资产相分离,提高了企业资金利用率,扩大了外资利用途径,降低了航运经营风险。船舶融资租赁是取得船舶所有权的方式之一,也是航运业分散风险的做法,更是世界各国对航运业扶植的普遍手段,已成为当代船舶融资的主要途径。海事审判中在处理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时,应准确定性,适用法律,以规范和促进我国融资租赁业和航运事业健康持久的发展。

前两天,AKB48的仲谷明香才刚刚发表毕业当声优的消息,如今SKE48的秦佐和子也决定在本月内紧急毕业,转职成为声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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