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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和被告均认可涉案文章在创作过程中使用了威科先行库,四位法援代表律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作了主题演讲

时间:2020-04-23 15:11

来源丨中国法学网(转载已获授权)编者按2019年7月13日17点15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家福,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王家福先生终其一生渴慕法治,深研法治,倡行法治,执着追求“以法兴邦”,用“法治”理念拨乱反正,推动“法治”治国方略的形成,为我国民商法学科建设,为宪法最终纳入人权保障条款作出开创性理论贡献,是推动依法治国理论创新的“改革先锋”,是伟大的无愧于时代的人民法学家。渴慕法治的求学经历王家福教授1931年2月生于四川南充,承朴素正直之家风。在重庆求学期间,正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对国民党的特务政治深恶痛绝;他深知若墨色不褪、曙光未现,当专制者张开他的血盆大口时,普通人的生命与尊严将贱如蝼蚁。他和当时所有具备良知的热血青年一起,向往着民主,憧憬着自由,祈愿着和平,热切盼望着国家的新生。1949年春天,他和另外一个同学因属于“学运积极分子”,被学校开除学籍。1950年高中毕业后,他离开重庆,赴祖国的政治中心北京求学,如愿进入北大法律系。1951年8月,他与北大、清华、燕京和辅仁大学法学院的其他教员和学生,以及中央文化单位的工作人员共同组成中央土改团,赴往广西柳城参加土改工作。在两期土地改革中,分别担任小队长和副大队长。从象牙塔到村社田间,唯有亲身踏上中国乡土,才能真正读懂乡土中国。群众工作的实践也让他受益匪浅。青年时期的王家福自1953年8月从北大毕业后,他参加留苏研究生考试,并被录取。1955年8月进入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现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就读法律系,师从著名民法学家奥·沙·约菲教授,攻读法学副博士学位。留苏四年,他日夜与书香为伴,未敢有丝毫懈怠,徜徉在民法、政治学与哲学经典著作的浩瀚海洋。50年代,王家福在前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现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留学,和苏联小朋友合影完成学位论文的撰写并通过答辩后,他于1959年6月获得前苏联法学副博士学位。当月,他便和已经完成学业的张仲麟同志结伴而行,迫不及待地踏上归国之路。用“法治”理念拨乱反正1959年,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在张友渔、周新民和韩幽桐等前辈的悉心培养下,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法学理论研究工作。此后,他从事法学研究与教学事业逾半世纪,他通过在民法、经济法、商法领域的大量著述,对我国民商法学科建设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被誉为“中国法学界的一面旗帜”,是我国享有国际声誉的法学家之一。初到法学所,正值法律虚无主义盛行,但他专注国家重大法律问题的研究工作无丝毫怠惰。这出于学者求索新知的单纯热情,亦发乎民众关怀家国的赤子之心。他到所里短短四、五年间,就参加过7本书的撰写。1978年,在国家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建设的大背景下,法学所的民法经济法研究室诞生了,他担任科室的负责人。法学所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内最早开展民法和经济法研究的学术单位。1980年,他主编的《经济建设中的法律问题》一书出版。它是国内首部阐释经济建设过程中相关法律问题的著作,是新中国民法与经济法发展史上极其珍贵的学术资料。王家福主编:《经济建设中的法律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同年11月,刘海年、李步云同志和他撰写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里程碑——评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文,作为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发表于1980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文章见报后,国内外均反响热烈。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和法学所的四位同志专程赴陕西、湖北、四川、重庆等地,就民主法治问题开展调研。调研中收集整理的情况上报于国务院研究室。在汇报中重点强调的问题包括禁止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打砸抢”现象;废除有罪推定,实行无罪推定原则;保护被告的辩护权,实行有利被告原则;加强和改善党对法院的领导,保证法院公开、公正行使审判权等,都是中国法治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1984年,王家福(右二)带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民法室同事到武汉调研1989年的2月,他组织召开“中国法制改革学术研讨会”,联合奉献给法学界一场令人瞩目的学术盛宴。会议的主题包括立法体制改革、行政法制改革、司法制度改革、民事法律制度改革、经济法制改革、刑法制度改革、诉讼法制改革、监狱法制改革等系列问题。即使是置于当下的中国,这些主题仍具有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起草《民法通则》与民事单行法1978年底,法学所接到胡乔木同志转来的一封书信,是一位负责同志写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不要制定民法典的建议。兹事体大,胡乔木同志要求法学所认真研究民法典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王家福教授经过详细地分析、严谨地论证以及与同事们的慎重讨论之后,认为信中所提建议颇值得商榷,中国亟需制定属于自己的民法典。法学所随后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制定民法典的建议报告,提出了制定民法典的基本设想。建议报告为中央所采纳,并批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与法学研究所联合试拟民法典草案。民法起草中心领导小组随即成立,其中汇集了全国最顶尖的民法学者。囿于社会条件尚不甚成熟,最终并未能正式形成法案。在其后起草《民法通则》的过程中,他作为主要的起草人,贡献很多智慧。《民法通则》为新中国民事法律制度奠定了牢固基石。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拂动,王家福便向中央提出了制定中国民法典的研究报告。王家福曾任八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委员、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在这一期间,他推动并参与了《公司法》《担保法》《合同法》《证券法》等重要民商法律的制定,这些法律对规范和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持。《中国民法学》系列教材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民事经济法律的学术巨著,王家福先生担任《民法债权》分册主编,本书由法律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于201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再版。推动“法治”治国方略的形成王家福是最早提出依法治国理念的学者之一,为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做出卓越贡献。1995年初,王家福教授接到一个在1月20日要为中央领导做法制讲座的特别任务。在讲座中,他提出要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界定为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倡导效率、竞争、崇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并明确提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同时他还强调了,尤其是在经济体制转轨的时候,为了杜绝权力进入市场、权钱交易现象的发生,防止计划经济弊端和市场经济消极面相结合,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讲座中,他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是一场深刻的法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当解决的理论问题、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的实施制度四个方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建设问题,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建议。由于这一问题现实性强,在座的领导同志们都很感兴趣,讲座当中有不少的交流和讨论,场面很生动,气氛也很活跃。很多主张获得了领导同志的赞同和重视。1995年1月20日,王家福先生为十四届中共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作题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的法制讲座,提出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系统设想,后被写入宪法。1995年1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法制讲座上接见王家福教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法学所和法学界长期关注和热切期盼的重要问题。”1996年初,他再次应司法部党组邀请,为中央领导讲授法制课,主题是“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和实践问题”。试讲与正式讲课都很顺利,在现场得到非常强烈的反响和共鸣。在讲座中,他提出,在新世纪即将来临的关键时刻,中央提出研究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他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最重要的原则和制度,与希望决策层了解和关注的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用心地与在座的领导同志做沟通和交流,并得到了他们的正面回应。江泽民同志在讲座结束后还发表了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讲话。1996年2月8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讲座,讲座题目是“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和实践问题。1996年,他参加中国十五大报告起草工作,建议将“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使“依法治国”被确定为治国基本方略。亲历了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党的十五大报告的过程,参与了1999年宪法修正案的审议和通过,见证了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治国方略入宪的历史时刻。2001年,他写成《WTO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一文,分别发出制定民法典、完善商法体系和健全经济法的倡议。文章提出“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是一件崭新的事业”。推动“人权入宪”王家福同志是国内人权研究最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为新中国人权研究和发展事业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他就开始从事人权问题的研究,并将重要研究成果以著作或论文的形式公开发表。1979年王家福与刘海年、李步云等参与起草中央《关于坚持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著名的“64号文件”。64号文件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对人权保障条款入宪、法治国家原则入宪发挥了重要作用。1991年,法学所召开全国首次人权研讨会,会议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权概念。同年,受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委托,王家福教授还为江泽民同志访苏准备了一份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参阅报告。后中央又将研究人权理论问题的任务专门交办给中国社会科学院。1992年,王家福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王家福先生参加人权保护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中心赴欧洲学术考察多年来,他积极推动人权入宪,这一夙愿最终被2004年宪法修正案实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终于入宪。终生推动依法治国理论创新的改革先锋2009年12月4日,第9个全国法制宣传日,全国普法办和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12·4特别节目《法治的力量——年度十大法治人物评选暨揭晓晚会》,晚会公布了2009年度法治人物评选结果,王家福作为“民法界领军人物”获此殊荣。2009年王家福先生荣膺“年度十大法治人物”2012年9月26日,王家福被中国法学会授予“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表彰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物的决定》,授予100位改革开放杰出人物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改革先锋奖章。王家福以“推动依法治国的理论创新者”的名义获得表彰。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王家福教授荣获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的“改革先锋”称号。表彰决定中这样说,人民是改革开放伟大奇迹的创造者,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力量源泉。4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进程,涌现出一大批勇立时代潮头、锐意改革创新、敢于实践探索的先锋模范。这次受到表彰的改革先锋,为推动改革开放作出了杰出贡献,发挥了突出的示范引领作用,是人民群众的优秀代表。在这之前,《人民日报》对王家福的介绍是:“他参与民法通则、公司法、物权法等多部重要民商事法律的起草和制定工作,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想,较早提出依法治国理念等。”王家福先生以“推动依法治国的理论创新者”荣获“改革先锋”称号,是党和国家对王家福先生为法学繁荣和法治进步做出巨大学术贡献和重大方略建言的肯定,也是对王家福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法学家的精神财富和优秀品质的弘扬。耄耋之年,王家福常常埋首于研究,伏案至深夜。王家福先生终其一生渴慕法治,深研法治,倡行法治。家人劝他休息,他却说:“我是新中国培养的法学工作者,是靠国家的助学金完成学业的。我们不能看着、等着,应该研究中国最迫切、最现实的民法问题,向党和人民提出建议,不断推动国家的法治事业。”王家福的夫人说,生病住院前,他还念念不忘建议中央成立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以保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进一步实施的组织领导。王家福先生与夫人文慧芳女士王家福先生倡行“以法兴邦”。他总能切中时代与社会的发展脉搏,向中国立法的难点挑战,为中国法治的进步奔走,用法治谋求人民的幸福,终其一生执着推动依法治国的理论创新,是法学界之仁者,是永远鼓舞法学界同仁为法治事业奋斗终生的人民法学家。王家福教授生平回顾王家福,1931年2月生,四川南充人。王家福教授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1959年被分配到法学研究所工作,曾任八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法学评审组成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民法经济法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顾问。王家福教授长期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学高等教育工作,积极参与立法与法律实践活动,对法学研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人称“中国法学界的一面旗帜”。50多年的治学生涯中,他驰骋于民法学、法理学、人权理论等领域,亲身参与并推动了新中国的法治事业。主要成果有:《经济建设中的法律问题》《合同法》《民法债权》《经济法》《中国专利法》《中国土地法理论与实践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等著述。王家福教授是新中国最早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的少数几位学者之一。改革开放之初,王家福就在《人民日报》和《法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呼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强调“要法治、不要人治”。1996年2月8日,王家福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中共中央常委作题为《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法制讲座。王家福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根本大计”。在王家福等学者的倡导和推动下,1997年9月,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正式认可了上述讲座的提法,明确提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修改后的宪法第5条增加了一个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此,法治终于成为我国国家的治国方略。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王家福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推动依法治国的理论创新者。➤主要著作1.《经济建设中的法律问题》(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2.《专利法基础》(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3.《中国专利法》(合著),群众出版社,1987年。4.《合同法》(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5.《现代中国涉外经济贸易法》(合著),日本法律文化社,1990年。6.《现代中国民法论》(主编),日本法律文化社,1991年。7.《民法学债权》(主编),法律出版社,1991年。8.《中国土地法理论与实践》(合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年。9.《经济法诸论》(合著),法律出版社,1987年。10.《经济法要义》(主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年。1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法律制度研究》(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12.《物权法中海域物权的立法安排》,法律出版社,1995年。➤主要论文1.《世界贸易组织与中国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独著),《中国法学》,2000年。2.《二十一世纪与中国民法的发展》(独著),《法学家》,2003年。3.《中国公司法现代化》(独著),《工商行政管理》,2005年。4.《关于起草民法典的报告》(内部报告,合著),1979年。5.《论专利法的制定问题》(独著),《法学研究》,1981年。6.《论加强社会主义经济法制建设》(合著),《法学研究》,1983年。7.《经济法学浅论》(独著),《中国法学》,1984年。8.《论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合著),《法学研究》,1986年。9.《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法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合著),《法学研究》,1988年。10.《论法制改革》(合著),《法学研究》,1988年。1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建设问题》(独著),《中共中央法制讲座汇编》,1995年。12.《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独著),《中共中央法制讲座汇编》,1996年。责任编辑:Susan |版面编辑:阿田

律新社 | 王妮娜如何让更多的优秀律师愿意主动加入到法律援助的队伍中,并且同时也能保证法律援助办案的质量?如何提升律师在代理此类案件时的专业性、专注度,切实维护好法援对象的权益?法律援助研讨圆桌会议12月7日下午,由上海市律师协会社会公益与法律援助业务研究委员会和上海市闵行区律工委联合主办的关于“如何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主题研讨会在闵行区召开。会上大家积极讨论,气氛热烈,就如何提高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各抒己见。上海市律师协会社会公益与法律援助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张玉霞主持研讨会本次研讨会由上海市律师协会社会公益与法律援助业务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张玉霞主持。上海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工作处、上海市司法局律师公证管理处、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闵行区司法局、虹口区司法局、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上海市老龄事业发展中心、各区法律援助中心等单位的嘉宾领导出席本次会议。(排名不分先后)上海市律师协会社会公益与法律援助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郑祺上海市律师协会社会公益与法律援助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郑祺在会上首先作了发言。他总结道,2018年上海市律师协会社会公益与法律援助业务研究委员会在理事会的领导和重视下,按照市律协的工作部署和年初工作计划,围绕社会公益组织法律法规研究、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援助业务探讨等主题,以提升上海法律援助律师整体业务水平和素养为目标,积极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社会公益法律法规及法律援助业务研究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❶ 积极组织,统筹安排,编撰《社会公益组织法律实务与案例》一书。全书共分为四篇十六章约29万字,是一本法律实务工具书。❷ 及时组织委员会委员律师学习交流新近颁布或即将生效的法律法规,参与研究制定或修订法律援助相关的规章、办法等。❸ 积极与相关单位加强交流、合作,履行律师社会责任。❹ 开展法律援助律师业务培训,致力提高法援律师执业水平。❺ 参与公益活动,通过媒体积极宣传法律知识,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的宣传面。闵行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雨峰随后,闵行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王雨峰作了主题为“如何切实推动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的演讲。王雨峰主任先是从数据说起:从2014年至今,闵行区法律援助案件有14176件,其中刑事案件7299件,占总体案件的比率为51.49%……闵行区法律援助中心为推动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做了以下几点工作部署:一是主动对接区看守所,扩大刑事案件援助的覆盖率。二是积极联系区法院,发挥值班律师作用,并且设立工作站,组建律师志愿团。三是协作沟通区检察院,组织值班律师参与刑事认罪认罚案件,延伸拓展其他律师服务。紧接着,四位法援代表律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作了主题演讲。上海四方律师事务所朱耀华上海四方律师事务所朱耀华律师作“律师角度看刑事案件辩护律师全覆盖工作”主题演讲,朱耀华作为闵行区律师志愿团中的一员,从以下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认识和感受:➤首先,推动律师辩护全覆盖,不仅要提高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辩护率、参与程度,解决律师辩护“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律师辩护“质”的问题。➤其次,由于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简单到复杂的逐渐转变,闵行区法援中心会派经验更为丰富、具有特殊专业知识的刑事案件辩护资深律师和一线法官、检察官进行授课交流,分享案件经验和辩护技巧,通过专门培训形成成套的操作指引,让新进律师能够尽早的规范化处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通过讨论、模拟法庭等来分析案件和经验分享,来提升辩护律师的个人能力。➤最后,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工作覆盖面的广泛延伸,做到全部三个阶段的法律援助,真正做到全覆盖。上海律宏律师事务所金雅珮上海律宏律师事务所金雅珮律师认为提高法律援助工作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❶提升法援律师的办案态度。应当将法援案件与其他收费案件一视同仁、规范律师事务所的制度、让党员律师起带头模范作用。❷完善法援机构的办案制度。首先,应该提高法律援助人员的准入条件:一方面,对于法律援助律师的招募,可以从职业道德、执业年限、执业领域对法援律师进行考核和限制,从源头上把控法援队伍的质量;另一方面,应该加强法律援助律师的培训,传统业务培训和创新型业务培训相结合,丰富和提高法援队伍的知识面和认知面。其次,升级案件指派制:可以根据律师的专业特长、案件类别、受援对象、案件难易程度不同,组建不同类别的专业律师团队,并推行受援人反选制度。最后,加强考核监督管理制度:实行法援机构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同步进行,对承办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法律服务工作者办案进行全方位监督。上海震旦律师事务所张元上海震旦律师事务所张元律师作“做好建设法治社会中的一个零部件”主题演讲,他通过作为法援律师代理的两个实际案件阐述了作为公益与法律援助委员会的律师的定位问题。他还表示,在法律服务市场大转型的背景之下,律师地位和作用在整个社会提升的同时也面临着市场与生存的困境。张元律师认为,应该加强法律人的法治思维,在办案过程中始终不要脱离法治的思维,而且要符合社会正义观和法律职业主义的要求,不要一味片面只强调经济需求而助长了律师事务所的营利指向。同时,他表示要提升律师职业伦理水准,通过援助案例帮助到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得到受援人的理解与支持。上海林峰律师事务所林峰上海林峰律师事务所林峰律师作“如何提高法律援助办案质量”主题演讲,他主要从以下角度去分析说明:❶法援案件的质量标准与质量期待。不同的主体对于法援的质量期待是不同的,包括受援人的质量期待、法律援助机构的质量期待、援助律师的质量期待,提高法援案件的办案质量标准,就是通过不同主体间的共同努力,从而满足各主体的不同期待。❷法援案件的质量问题及原因。由于当事人监督律师行为的能力很低,以及法援律师的服务回报过低,都会降低法律援助服务的质量。最后他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建立法律援助律师的数据库,引导受援人自主选择援助律师;同时还要提升法援律师的价值,调动法援律师的积极性,以此来主动提高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庭的审判长张华作为有着三十余年司法经验,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少年庭的审判长张华发言道,少年司法与法律援助是好朋友;诉讼中,不但少年被告人需要指定律师,依法维护其权益,同时还有未成年被害人也要诉讼代理人。特别是在成年人侵犯未成年人人身权利案件中,在法庭上,公诉人代表公权力指控证实犯罪,而诉讼代理人代表被害人发表个体意见,同时,协助公诉人完善证据,是整个诉讼中不可或缺的一环。2018年判决被告人李宗元性侵五名未成年女孩,被判死缓并限制减刑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法律援助只能强化,不能削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处长吴燕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处处长吴燕也发表了市检察院在关于法援方面工作的进展和部署情况:上海检察机关与司机行政机关密切配合,积极落实市检察院与市司法局会签的《关于深化涉案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工作机制的若干意见》。2018年1月至11月,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落实法律援助483人/次,为未成年被害人落实法律援助297人/次,取得了良好成效。下一步希望通过,扩大服务范围、加强专业培训、建立评价机制、引入外部监督,进一步提升法律援助工作质量。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费晔,上海市司法局法律援助工作处处长傅伟忠,上海市律师协会副秘书长潘瑜,上海市司法局法律管处处长张铭,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程家荣,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原主任关明泉,闵行区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金海民,闵行区司法局党委副书记周信根,虹口区司法局副局长胡晓红,上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副院长傅佳唯,上海市总工会调研员黄琦,上海市民政局救济救灾处副处长林婕等领导也积极发言,为提高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建言献策。(排名不分先后)法律援助是一项扶助贫弱、保障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社会公益事业,同时也是中国实践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更是深刻学习领悟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提高法律援助的办案质量需要各方关注和共同努力,积极推动和提升,为更多需要法律援助的当事人提供更有效有力的法律服务保障。关于律新社律新社是全国首家法律服务行业垂直媒体,由资深法律媒体人创办,是法律服务行业影响力最大的法律新媒体之一,持续关注中国法律服务行业发展,致力于推动法律服务行业资讯及品牌建设。律新社品牌栏目▶▷大咖来了:|观韬中茂|张鹏峰 中夏旭波主任|朱林海 锦天城高级合伙人|俞卫锋 上海律协会长|周月萍 中伦权益合伙人|陈峰 大成上海办公室主任|盛雷鸣 观韬中茂管委会联席主任|▶▷律新社观察:|震撼法律圈的TED来了|遗嘱库正走红|劳动法法律服务“金矿”如何挖|海华永泰落子武汉引中部群雄竞加盟|方达涨薪+打破“律师池”,再掀律所人才竞争潮|▶▷律新社专访:|陶鑫良:知产姓法更姓商 诉争本质是商战|赵晓海:北大法宝的三十三年|杨良宜:千金散尽,殚精竭虑,只为国家出人才|陈士林:中小律所还能这样联合做大做强|郑玮:技术驱动法律,不做变革时代的旁观者|▶▷律新社公益直播:|立遗嘱有讲究!如何保护亲人留下最后的礼物|听王琳律师解读《民法总则》与你生活相关的事儿|别以为房屋买卖很简单,不注意这些问题,你可能吃大亏!|听刘华健律师讲股权转让那些坑|公益律师张玉霞:未成年人保护“护身”更要“护心”|引爆朋友圈的“套路贷”,究竟是如何诱骗当事人中套的?|

作者 | 陈冠琪来源丨周公观娱(转载已获授权)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已不完全是危言耸听,情感与创作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人类最后的阵地。尽管AI“写小说”“作曲”的尝试早已有之,但很多人都认为,这些都不是真正意义的创作活动,AI也无法具有自主的思想和情感,因此永远也无法取代人类。不管我们怎么想,AI能生成各种形式的内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些内容,法律怎么看?是否属于作品?能否得到保护?就在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对全国首例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纠纷进行了一审宣判,首次回应了上述几个“灵魂拷问”。1为什么产生纠纷?这起“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第一案”的原告为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下称“菲林”)。菲林主张其为涉案文章《影视娱乐行业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电影卷·北京篇》的著作权人,涉案文章由文字作品和图表作品两部分构成:文章的图表来自于法律统计数据分析软件(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生成的数据报告,文字则是基于该报告而进行的分析。2018年9月10日,百度公司经营的百家号平台上发布了涉案文章,删除了涉案文章的署名、引言等。菲林称,上述行为侵害了自己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造成相关经济损失。据此,菲林请求法院判令百度公司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并赔偿其经济损失。被告百度公司则辩称,涉案文章不是由原告通过自己的智力劳动创造获得,不具有独创性,不属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理由在于:文章内容包括数据和图表形式,是采用软件获得的报告,并不是原告经过调查、查找或收集获得的,报告中的图表也不是由其绘制所得,而是由软件自动生成的。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软件智能生成的数据报告是否可以构成作品,进而主张著作权?2法院怎么判?法院认为,软件智能生成的数据报告不构成作品,文章中的图表来自于报告,因此也不构成作品;但是,文章中基于该报告的文字分析可以构成作品。➤第一,法院认为此类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报告,虽然选定关键词、筛选和分析数据的过程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但是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文字作品应由自然人创作完成。因此,该数据报告不构成作品。具体来说,在涉案分析报告的生成过程中,软件开发环节和使用环节有自然人参与。但是,软件开发者没有进行检索等活动,该分析报告并未传递开发者的思想、感情的独创性表达。而对于软件用户,其仅提交了关键词进行搜索,应用“可视化”功能自动生成的分析报告亦非传递软件用户思想、感情的独创性表达,故该分析报告亦不宜认定为由开发者或使用者创作完成。综上,软件开发者和使用者均不应成为该分析报告的作者。由于分析报告不是自然人创作的,因此,即使软件“创作”的分析报告具有一定的独创性,该分析报告仍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不能认定软件本身或开发/使用者是作者并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相关权利。➤第二,基于智能报告所创作的分析文章,可以构成作品。尽管软件生成的大数据报告不能被认定为作品,但是菲林根据相关的报告进行了独立分析,创作完成了涉案的文章。文章与大数据报告的文字内容和表达均不相同,具有独创性,因此构成文字作品。百度公司在其经营的相关平台上提供的并不是系统生成的大数据报告,而是原告基于该报告创作的具有独创性的文章,并且未得到原告的授权,因此构成侵权。3如何看待本次事件?研读法院判决,我们不难看出:在判断软件生成的报告是否构成作品、是否具有可版权性时,法院主要是从以下两方面来考虑的:1.是否具有独创性的表达;2.是否存在适格的创作主体或权利主体。法院肯定了报告中针对相关数据的选择、判断、分析过程具有一定程度的独创性,但同时也认为具备独创性并非构成文字作品的充分条件,因为还需要考虑创作主体和权利主体。若在现行法律的权利保护体系内可以对此类软件的智力、经济投入予以充分保护,则不宜对民法主体的基本规范予以突破,应当认为作品仍须由自然人创作完成。因此本案的报告不满足构成作品的主体条件。作者认为,法院对本案的判决值得肯定。既肯定了计算机智能软件的价值,又谨慎地守住了著作权创作和权利主体的界限。但略显遗憾的是,法院否定智能生成的报告是作品的主要理由,实质上还是基于创作主体不适格,而并没有对独创性表达这个要素进行更为深入的论述。因为法院虽然肯定了智能软件对数据进行选择、判断、分析过程的独创性,但却并没有分析其是否构成表达。只是从主体的角度,认为作品的创作主体必须是自然人,而分析报告并没有体现生成过程中涉及的自然人(开发者和使用者)的独创性表达。那么,法院为何认为选择、判断、分析的过程具有独创性?这种独创性是谁赋予的?如果具有独创性,不构成表达的原因又何在?4延伸探讨AI写的诗歌和小说也不是作品吗?应当看到,上述新鲜出炉的案例虽然是一次有益的探索,但这一判决结果能否推广适用到所有人工智能“创作”的内容中,尚有待观察。因为本案涉及的是大数据报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与艺术性更强的小说、诗歌、音乐等作品还存在一定的差异。诚然,人工智能早就可以进行“文艺创作”了。2016年,由人工智能创作的小说《电脑写小说的那一天》,参加了日本“新星一奖”的比赛。由清华、北大、北邮共同研制的人工智能“薇薇写诗机器人”,能够创作诗词,其中有31%通过了图灵测试,甚至被误认为是人类的创作。你能辨别出这些诗都是人工智能写的吗?当人工智能的“创作”已经能达到“以假乱真”的水准时,如果假定人工智能能够获得创作主体甚至权利主体的“名分”,还有什么因素阻碍我们认定其创作的内容具有可版权性呢?➤一方面,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二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不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也就是说,根据我国现行法律,人工智能还不能成为著作权的权利主体或作品的创作主体。➤另一方面,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的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也就是说,要构成我国现行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2.具有独创性;3.可复制;4.属于智力成果。其中,需要探讨的主要是“具有独创性”和“属于智力成果”这两个因素。所谓独创性,可以拆分为“独立”和“创作”。AI生成特定内容之前,首先需要人类向其输入大量的材料供其进行学习,建立运算规律。而如果没有人对其下达指令,AI就不会主动生成特定主题的内容。因此,AI生成特定内容的行为缺乏独立性。那么,AI生成内容的过程是否属于“创作”呢?创作是传递思想和感情的行为,体现了作者的个人选择,强调主观性。即使向一百个人提供同样的素材,他们创作的成果也不会完全相同。而如果对一百个同样的AI输入同样的算法和学习材料,它们生成的内容则是一致的,在现行技术手段下不存在“别出心裁”的可能性。因此,AI生成内容的过程很难被认为属于“创作”。最后,对于AI生成内容是否属于智力成果,需要回答的问题是:AI的运算、分析等能力是否属于智力?AI所具有的算法思想与人类思想是否具有不可跨越的鸿沟?这就更多涉及到技术和伦理层面的问题,仅依靠法律人是难以回答的。即使AI生成的内容在现阶段难以构成著作权法意义的作品,但已经足以作为提高效率的辅助工具,甚至可以取代很多平庸的创作者,让真正能打动人们心灵的作品脱颖而出,也未尝不是好事一桩。另外,正如本文开头的判决所说,内容的生成过程,既凝结了软件研发者的投入,也凝结了软件使用者的投入,具有传播价值。因此,即使不从著作权法的角度对其进行保护,软件开发者也有权在AI生成的内容中添加生成软件的标识,软件使用者亦有权采用合理方式表明其享有相关权益。附判决书北京互联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0491民初239号原告: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住所地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东里1号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B区209。负责人:李文,主任。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凌霄,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10号百度大厦2层。法定代表人:梁志祥,经理。委托诉讼代理人:望开雄,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红娟,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告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诉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熊凌霄,被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谭红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立即停止侵权,删除百家号上“点金圣手”发布的《影视娱乐行业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电影卷•北京篇》(简称涉案文章);2.请求判令被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在“点金圣手”百家号账号上发布道歉声明;3.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0 000元;4.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为维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30元。事实和理由: 原告系涉案文章的著作权人,涉案文章系法人作品,于2018年9月9日首次在该律所微信公众号上发表。2018年9月10日,“点金圣手”未经许可在被告经营的百家号平台上发布被诉侵权文章,侵害了原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被告删除了涉案文章的引言、检索概况、电影行业案件数量年度趋势图和结尾的“注”部分,侵害了原告的保护作品完整权。被告删除了涉案文章的署名,侵害了原告的署名权。被告的侵权行为对原告造成了经济损失。涉案文章系文字作品和图形作品,文字共计4511字,图形共计15个。根据《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第五条的规定,每千字300元的标准(不足千字部分按千字计算),文字部分的稿酬为1500元。图形按照每个200元的标准计算,为3000元。因此,涉案文章的稿酬共计为4500元。根据惩罚性赔偿的有关规定,原告要求应按照稿酬标准的5倍计算赔偿金额,但在本案中仅主张被告赔偿经济损失10 000元。另外,原告为本案诉讼支出的相应合理费用,也应由被告负担。  诉讼过程中,原告放弃其第1项诉讼请求;变更第2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在百家号平台上发布道歉声明”;变更第4项诉讼请求为“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为维权所支出的合理费用560元”;曾增加“请求确认原告对涉案文章享有著作权”的诉讼请求,后又放弃该诉讼请求。另外,原告曾主张被诉侵权文章由用户“点金圣手”发布,后变更主张为被告发布。被告辩称:1.涉案文章不具有独创性,不属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本案中,从原告提交的涉案文章显示,文章内容包括有数据和图表形式,这是采用法律统计数据分析软件(即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简称威科先行库)获得的报告,报告中的数据并不是原告经过调查、查找或收集获得的,报告中的图表也不是由其绘制所得,而是由威科先行库自动生成的,因此,被告认为,涉案文章不是由原告通过自己的智力劳动创造获得,不属于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2.原告不是本案的适格主体。文章都是自然人创作的,法人作为拟制主体,自身不能进行任何创作活动。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法人作品是由法人主持、代表法人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承担责任的作品。本案中,原告没有证明其组织或委派人员创作了涉案文章,没有证明对涉案文章的创作、构思、基调等有其独立意志的体现,不具备著作权法上关于法人作品的构成要件。因此,原告无法证明涉案文章是法人作品。3.原告没有证据证明百家号平台发布了被诉侵权文章。原告的举证不是在权威机构进行的,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电子数据的取证、存证要求,其证据不具有客观真实性。且其提交的是保管回执,不是公证件,原告可以随意更改保存证据的公证机构,不具有公信力。涉案文章的引言和注释部分不属于涉案文章的主要内容,且被告未对涉案文章内容进行编辑、删除,即使有删除行为,也没有对涉案文章进行歪曲篡改而造成其思想的误读,故被告未侵害原告的保护作品完整权。百家号是信息存储平台,被告不对内容进行实质审查,未实施侵权行为。4.原告主张被告赔礼道歉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原告是法人主体,不是赔礼道歉的对象。综上,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据,本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本院认定事实如下:一、原告主张对涉案文章享有著作权的相关事实(一)原告为证明涉案文章具有独创性,系法人作品,其为涉案文章的作者,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涉案文章的网页截图和原始发表链接。网页截图显示:《菲林|影视娱乐行业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电影卷•北京篇》标题下标注了“原创:菲林律师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中国第一家只专注影视娱乐行业的律师事务所”等字样,右侧为原告微信公众号二维码等内容。中部为《影视娱乐行业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序言,主要内容包括:“面向未来,不娱乐,即淘汰”……2017年,科技领域的关键词无疑是人工智能,未来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将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取得爆炸式的发展,大大推动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而在人类精神文明领域,我们看到的是整个娱乐行业正在通过一部部的作品、作品的组合影响着人们的大脑……只要我们从现在开始,深入研究泛娱乐行业的规律和趋势,为行业健康、良性发展打造坚实的基础,定能创造影视娱乐行业美好的未来!《影视娱乐行业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是菲林为行业贡献的第一部作品。为避免作品问世拖宕过久,我们将采取分篇(电影、电视剧、游戏)及分地域的发布的方式,最终再结集成册。以下就是该报告的电影卷-北京篇。”  涉案文章首先对检索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检索使用的威科先行库及检索关键词、案件类型、文书类型、审判程序等,检索说明称,原告按照上述条件检索裁判文书并经审阅、筛选后,将满足一定情形的案件认定为电影行业案件,针对2589件裁判文书进行统计分析。涉案文章包括北京电影行业案件的基本情况(电影行业案件数量年度趋势、北京各级法院审理电影行业案件数量分布、电影行业案件原告与被告身份特征、行业案件案由数量分布、行业案件裁判文书的数量分布、行业企业聘请律师的比率);北京电影行业各类案件特点(侵权类、合同类、其他);结论。其中,结论部分包括:(1) 电影产业各个环节均存在法律风险。在从电影前期策划,到中期投资、拍摄、制作、到后期宣传、发行直至衍生品开发的整个电影生命周期中,存在种类多、数量大、预防和应对难度高的法律风险。(2)电影行业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高发。电影行业企业发生的诉讼中,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占比超过32%。这与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密切相关。拥有针对互联网侵权的风险防控预案应成为每个电影行业企业的标准配置。(3)电影行业企业聘请律师的积极性高。聘请律师的行业企业胜诉的概率会大大增加。在仅原告为行业企业的侵权类案件中,90%的胜诉案件由律师代理。(4)电影行业侵权类案件的判决赔偿金额普遍偏低。在权利人诉请赔偿的侵权案件中,62%的案件赔偿金额不超过11 000元,79%的案件赔偿金额不超过20 000元。这与侵权人轻易就可以从电影作品获得的巨大侵权收益形成鲜明对比。司法判决赔偿金额低,司法判决对侵权人就毫无威慑力。遏制侵权案件高发,司法判决提高侵权赔偿金额势在必行。涉案文章针对各部分内容使用了曲线图、柱状图、圆环图等15张图形用于说明相关统计数据。  2.电子数据保管函。北京市国信公证处于2018年9月18日出具电子数据保管函(编号为20180918105748810474576),主要内容载明:账号为qujianhuan005的账户于2018年9月18日10时57分48秒,将网址为“  3.涉案文章创作过程的相关文档。原告提交了工作方案、司法大数据统计表、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大纲)、大数据报告创作过程稿等多份文档,用以证明涉案文章系由原告组织创作并最终完成涉案文章。被告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不认可,认为大数据报告工作方案、影视娱乐行业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大纲)的创作或最后保存时间在涉案文章发表之后,其余证据亦无法证明涉案文章系原告创作完成。(二)勘验笔录。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主持原告、被告对互联网上相关信息进行勘验,包括以下内容:  1.原告微信公众号的勘验记录。原告微信公众号公开信息主要内容显示:名称为原告,微信号为FilmLaw,认证情况为微信认证,主体信息为原告(其他组织),于2017年10月20日审核成功。被告确认该公众号中存在涉案文章,但认为不能据此说明涉案文章系原告创作完成的法人作品。  2.威科先行库的勘验记录。原告和被告均认可涉案文章在创作过程中使用了威科先行库,故本院主持原告、被告对威科先行库相关功能应用情况进行了勘验。威科先行库作为一款专业法律信息查询工具,可提供法律法规、裁判文书、常用法律文书模板、实务指南、法律英文翻译等各类法律信息的服务。打开威科先行库,首页下方显示“Copyright © Wolters Kluwer”,上方功能选项依次包括法规、案例、解读、工具、问题、法律速递和实务模块。经原、被告同意,原告代理人通过Alpha法律智能操作系统登录威科先行库,按照被告的指令进行了以下操作:在“威科案例”中设置检索条件,关键词为“电影”,审理法院为北京市法院,审判日期为199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搜索后点击“可视化”,生成大数据报告1。大数据报告1主要内容包括:数据来源,检索结果可视化(整体情况分析、案由分布、行业分布、程序分类、裁判结果、标的额可视化、审理期限可视化、法院、法官、律师律所、高频法条)和附录。该报告同时生成了曲线图、柱状图、圆环图等形式的可视化分析图形,并对图形上显示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检索相应关键词将涉案文章与大数据报告1进行对比,具体情况如下:  (1)涉案文章中的图2北京各级法院审理电影行业案件数量分布图(见附件1)显示了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等17个法院受理电影行业案件的数量,大数据报告1中的“法院”部分的图形(见附件2)显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等5个法院受理电影行业案件的数量,二者均显示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最多,其次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2)涉案文章对行业企业聘请律师的比率、侵权案件行业企业聘请律师的比率进行了图形展示和文字分析(见附件3),大数据报告1对律师、律所代理案件的次数进行了图形展示和文字分析(见附件4),二者的图形数据和构成、文字分析内容均不相同;涉案文章中的图1电影行业案件数量年度趋势图(折线图,见附件5)显示1995年至2017年电影行业逐年案件数量和增减趋势,并对此进行了原因分析,大数据报告1中的“整体情况分析”显示2009年至2017年案件数量的变化趋势(曲线图,见附件6),并进行文字分析,二者在图形数据、图形类别和文字分析内容等方面均不相同;涉案文章对侵权案件判令赔偿的金额范围进行了图形展示和文字分析,大数据报告1没有涉及该内容;  (3)检索“身份”“原告”“案由”“标的”“合同”“劳动”等关键词,显示二者在上述内容均不相同。  3.在“威科案例”中设置检索条件,关键词为“电影”,审理法院为北京市法院,审判日期为199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案由为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搜索后点击“可视化”生成大数据报告2。大数据报告2主要内容包括:数据来源,检索结果可视化(整体情况分析、案由分布、行业分布、程序分类、裁判结果、标的额可视化、审理期限可视化、法院、法官、律师律所、高频法条)和附录。该报告生成了曲线图、柱状图、圆环图等形式的可视化分析图形,并对图形上显示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检索相应关键词将涉案文章与大数据报告2进行对比,具体情况如下:涉案文章中的图4行业案件案由数量分布图(柱状图,见附件7)显示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等10个案由的案件数量值,大数据报告2中的“案由分布”显示著作权权属纠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等5个案由的案件数量比重(圆环图)以及案件数量值(柱状图)(圆环图和柱状图见附件8),二者在图形数据、图形类别、图形分析维度和文字分析内容等方面均不相同。  对于上述勘验结果,原告认为涉案文章具有独创性,并非由威科先行库生成,具体理由如下:涉案文章与威科先行库自动生成的大数据报告1、2在内容上并不相同;在图形的类别上,涉案文章使用了正态分布图(折线图),大数据报告1、2使用了曲线图,且威科先行库无法自动生成正态分布图(折线图);涉案文章的图形系先由威科先行库生成基础的图形,再由人工进行线条、颜色等外观美化。原告主张涉案文章系其原创,通过在威科先行库中按照一定条件检索裁判文书,然后按原告设定的电影行业案件标准,经过人工逐份审阅,剔除不相关的案件,人工筛选出属于电影行业的案件,总计2589件。然后针对上述裁判文书进行统计分析,形成最终的涉案文章。创作过程中使用了MicrosoftExcel工作表进行统计分析,使用Microsoft Excel工作表、Microsoft PowerPoint演示文稿绘制图形。被告认为涉案文章不具有独创性,是由威科先行库生成的,具体理由如下:涉案文章与威科先行自动生成的大数据报告1、2在文章结构、图形类别、案件类型、案由分布和审理法院内容、先展示图形后进行文字分析的模式等方面相同或类似;威科先行库的内容是不断更新的,故涉案文章与大数据报告1、2会存在不相同的地方;图形及数据来自威科先行库,不是原告经过调查、查找或收集获得的,图形也不是原告绘制;著作权法只保护自然人的创作,不保护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  上述事实,有原告主张其权利的证据、庭审笔录、勘验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二、原告主张被告侵权的相关事实  (一)原告为证明被告未经授权在其经营的百家号平台发表被诉侵权文章,侵犯其署名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向本院提交了如下证据:  1.百度搜索引擎中检索“影视娱乐行业司法大数据报告”的显示结果、百家号平台发表被诉侵权文章的网页截图及各自相应的公证云平台电子数据保管函,用以证明百家号平台于2018年9月10日发表了被诉侵权文章。网页截图内容与涉案文章基本一致,但没有原告的署名,亦没有引言、检索概况、图1电影行业案件数量年度趋势图和结尾的“注”部分;标题下方有“点金圣手”字样,文章右侧有“点金圣手”简介,即“知名财经评论员,10年证券实操经验”。电子数据保管函的基本内容与上文提及的电子数据保管函基本一致,仅网址、电子数据指纹等不同。本案中,原告曾主张被诉侵权文章由用户“点金圣手”发布,后变更主张为被告发布。  2.百度产品大全、百家号百度百科信息、百家号使用手册等网页截图及各自相应的公证云平台电子数据保管函,用以证明被告是百家号的经营主体;电子数据保管函的基本内容与上文提及的电子数据保管函基本一致,仅网址、电子数据指纹等不同。  3.网页截图,包括公证云平台网站首页和“关于平台”网页截图、公证云平台用户服务协议、北京市国信公证处电子数据保管网页截图;  4.百家号服务协议,百家号使用手册,百家号商业模式、服务协议及规则的取证过程视频,以及各自相应的IP360取证数据保全证书,连同百家号发布内容审核页,用以证明百家号平台是为内容创作者提供内容发布、内容变现和粉丝管理的平台,且被告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百家号平台具有极强的控制和管理能力;  5.在百度搜索引擎中检索“影视娱乐行业司法大数据报告”,第1条检索结果显示标题为《影视娱乐行业司法大数据分析报告》,部分网址为;  6.百家号收益指标说明,与百家号服务协议、百家号使用手册、百家号商业模式、服务协议及规则的取证过程视频一同证明,被告对百家号平台用户上传的内容投放广告,与百家号平台用户针对特定内容产生的广告点击量进行广告收入分成,针对特定内容产生的商品订单量进行佣金分成,二者在内容合作、利益分享等方面联系紧密;  7.国家版权局《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的通知》、《国家版权局约谈13家网络服务商:防止违法转载、洗稿等行为》的新闻网页截图、《中国互联网网络版权自律公约》以及各自相应的IP360取证数据保全证书。原告主张上述证据证明被告从用户上传的内容中获得著作权授权及著作权后续开发利用的权利,该公司为内容提供者,具有过错且应承担侵权责任。  (二)勘验笔录。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本院主持原告和被告对公证云平台及原告在该平台的存证情况进行了勘验。  1.公证云平台页面主要内容显示:该平台是全国公证机构共同打造推出的集取证、存证和出证为一体的在线公证服务平台,由法信公证云(厦门)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研发和运维,为公证机构的在线受理、电子数据保管、电子签约、知识产权保护等在线公证服务提供技术支撑。目前已与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超过1100家公证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查询公证云平台ICP备案信息,显示主办单位名称为法信公证云(厦门)科技有限公司,网站首页网址为www.ezcun.com,审核通过时间为2018年10月18日。登录原告提供的公证云平台账户,经验证,被告认可原告提交的上述网页截图与其在该平台上保管的相应证据(相应网页内容)均一致。本院对此予以确认。  针对勘验结果,被告认为,公证云平台不是权威的取证、存证机构,原告的行为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对电子数据的取证、存证要求;根据电子数据保管函的内容,其仅为电子数据保管回执,不作为证明文件使用,需要提出公证申请才能出具公证书;原告可以随意选择存证的公证机构,不具有公信力。另外,经被告核查,百家号平台未发表被诉侵权文章;且被告认为,百家号平台提供的是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对用户上传的内容进行实质审查、编辑整理和推荐,故被告没有实施侵权行为。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主张被告侵权的证据、庭审笔录、勘验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三)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的事实  1.原告为证明其为本案支出合理费用共计560元,向本院提交如下证据:  1)公证云平台收费标准的网页截图,显示网页取证每张收费2.5元,原告在该平台对12张网页进行了取证,共花费30元;  2)IP360过程取证收费标准及原告已支付的网页截图,显示过程取证每次收费500元,原告主张其在IP360过程取证花费500元;  3)IP360快照取证收费标准及原告已支付的网页截图,显示快照取证每次收费5元,原告在该平台对6份证据进行了快照取证,共花费30元。被告对上述证据不予认可。  2.原告主张被告赔偿其经济损失10 000元,但未提交证据,其主张涉案文章包含文字4511字和图形15个,应根据《使用文字作品支付报酬办法》的规定并予以从高认定赔偿数额或予以惩罚性赔偿。  上述事实,有原告提交的关于合理支出的证据、庭审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四、被告主张不侵权的相关事实  被告为证明该公司不侵权,向本院提交了以下证据:  1.百度搜索结果页面打印件,显示“文章暂时找不到了”,但未显示文章名称,用以证明百家号平台中未发现被诉侵权文章,且被告表示该文章之前是否存在无法核实;  2.《北京市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可视化分析报告》,被告使用Alpha法律智能操作系统选定相关搜索关键词生成了该报告,用以证明涉案文章的文字和图形亦采用类似的数据库软件生成,并非原告自己搜集获得或编写而成;  3.涉案文章截图,文章上显示案例库为“威科先行”,用以主张原告使用该软件自动生成了涉案文章;  4.北京市国信公证处相关网页照片,显示该公证处的公证流程,用以证明该公证处与公证云平台属于两个机构。  原告认为对上述证据仅能证明被诉侵权文章已被删除,不能证明该文章未经发表,其他内容的报告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  上述事实,有被告提交的证据、庭审笔录及当事人陈述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  原告主张被告侵犯了涉案文章的著作权,被告辩称涉案文章不构成作品,原告不享有涉案文章的权利,被告亦未向公众提供涉案文章。故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原告是否为适格的主体;二、被告是否实施了被诉侵权行为;三、被告主张不构成侵权的抗辩是否成立。本院根据现有证据分别予以判断。一、原告是否为本案适格的主体  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原告主张涉案文章构成图形作品、文字作品,本院分别进行审查。  (一)原告主张的图形是否构成图形作品  图形作品是指为施工、生产绘制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以及反映地理现象、说明事物原理或者结构的地图、示意图。图形构成作品需具有独创性。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中包含的技术方案、实用功能、操作方法等以及地图、示意图中包含的客观地理要素、事实等,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就本案来说,相关图形是原告基于收集的数据,利用相关软件制作完成,虽然会因数据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形状,但图形形状的不同是基于数据差异产生,而非基于创作产生。针对相同的数据,不同的使用者应用相同的软件进行处理,最终形成的图形应是相同的;即使使用不同软件,只要使用者利用常规图形类别展示数据,其表达也是相同的,故上述图形不符合图形作品的独创性要求。原告虽然主张对上述图形的线条、颜色进行了人工美化,但未提交证据予以证明。经勘验,本院将涉案文章中的图形与威科先行库生成的大数据报告1、2的相关图形进行对比,涉案文章中北京各级法院审理电影行业案件数量分布图与大数据报告1中“法院”部分的图形均为柱状图,数据均体现出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最多,其次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上述2个图形显示的法院数量、每个法院受理案件的数量有所不同。除上述2个图形的差异外,涉案文章中的其他图形和大数据报告1、2的其他图形在图形数据、图形类别上亦存在不同之处。但是,上述差异是不同的数据选择、软件选择或图形类别选择所致,不能体现原告的独创性表达。因此,涉案文章中的图形不构成图形作品,原告对其享有著作权的主张不能成立,对原告相关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二)原告主张的文字是否构成文字作品  文字作品是指小说、诗词、散文、论文等以文字形式表现的作品。审查相关文字内容是否构成作品,一般考虑如下因素:(1)是否属于在文学、艺术和科学范围内自然人的创作;(2)是否以文字形式表现;(3)是否可复制;(4)是否具有独创性。就本案来说,涉案文章文字内容涉及对电影娱乐行业的司法分析,属于科学范围的创作,以文字形式表现且可复制。因此,原、被告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文章的文字内容是否具有独创性。  涉案文章系对一定期间内北京法院受理电影作品案件情况、律师代理情况等方面进行阐述的文字表达,原告主张为创作涉案文章,选定了与创作目的相契合的关键词并利用上述关键词对威科先行库中的数据进行搜索、筛选,再对搜索结果涉及的裁判文书进行梳理、判断、分析,最终形成了涉案文章。但是,被告认为,涉案文章是采用威科先行库“可视化”功能自动生成的,并非原告通过自己的智力劳动创作获得的,涉案文章不具有独创性,不能构成作品。  基于被告的抗辩,本院应先对由威科先行库自动生成的分析报告的性质、该分析报告的权益归属等问题进行分析判断。  关于威科先行库自动生成的分析报告是否构成作品的问题。从分析报告生成过程看,选定相应关键词,使用“可视化”功能自动生成的分析报告,其内容涉及对电影娱乐行业的司法分析,符合文字作品的形式要求,涉及的内容体现出针对相关数据的选择、判断、分析,具有一定的独创性。但是,本院认为,具备独创性并非构成文字作品的充分条件,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文字作品应由自然人创作完成。虽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软件智能生成的此类“作品”在内容、形态,甚至表达方式上日趋接近自然人,但根据现实的科技及产业发展水平,若在现行法律的权利保护体系内可以对此类软件的智力、经济投入予以充分保护,则不宜对民法主体的基本规范予以突破。故本院认定,自然人创作完成仍应是著作权法上作品的必要条件。上述分析报告的生成过程有两个环节有自然人作为主体参与,一是软件开发环节,二是软件使用环节。软件开发者(所有者)没有根据其需求输入关键词进行检索,该分析报告并未传递软件研发者(所有者)的思想、感情的独创性表达,故不应认定该分析报告为软件研发者(所有者)创作完成。同理,软件用户仅提交了关键词进行搜索,应用“可视化”功能自动生成的分析报告亦非传递软件用户思想、感情的独创性表达,故该分析报告亦不宜认定为使用者创作完成。综上,软件研发者(所有者)和使用者均不应成为该分析报告的作者。分析报告系威科先行库利用输入的关键词与算法、规则和模板结合形成的,某种意义上讲可认定威科先行库“创作”了该分析报告。由于分析报告不是自然人创作的,因此,即使威科先行库“创作”的分析报告具有独创性,该分析报告仍不是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依然不能认定威科先行库是作者并享有著作权法规定的相关权利。有关分析报告的署名问题,无论是软件研发者(所有者)还是使用者,非创作者都不能以作者身份署名,应从保护公众知情权、维护社会诚实信用和有利于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在分析报告中添加生成软件的标识,标明系软件自动生成。  虽然分析报告不构成作品,但不意味着其进入公有领域,可以被公众自由使用。分析报告的产生既凝结了软件研发者(所有者)的投入,也凝结了软件使用者的投入,具备传播价值。如果不赋予投入者一定的权益保护,将不利于对投入成果(即分析报告)的传播,无法发挥其效用。对于软件研发者(所有者)来说,其利益可通过收取软件使用费用等方式获得,其开发投入已经得到相应回报;且分析报告系软件使用者根据不同的使用需求、检索设置而产生的,软件研发者(所有者)对其缺乏传播动力。因此,如果将分析报告的相关权益赋予软件研发者(所有者)享有,软件研发者(所有者)并不会积极应用,不利于文化传播和科学事业的发展。对于软件使用者而言,其通过付费使用进行了投入,基于自身需求设置关键词并生成了分析报告,其具有进一步使用、传播分析报告的动力和预期。因此,应当激励软件使用者的使用和传播行为,将分析报告的相关权益赋予其享有,否则软件的使用者将逐渐减少,使用者也不愿进一步传播分析报告,最终不利于文化传播和价值发挥。如前所述,软件使用者不能以作者的身份在分析报告上署名,但是为了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软件使用者可以采用合理方式表明其享有相关权益。  关于涉案文章是否为威科先行库自动生成。本案中,为查明相关事实,本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威科先行库“可视化”功能进行了勘验,由被告提供相应搜索关键词,依次自动生成大数据报告1、2。经比对,涉案文章与大数据报告1在分析北京法院审理电影行业案件数量时,均只用一句话进行了文字描述,均传递出受理案件数量最多的是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其次是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含义,但是二者的文字表达不同,文字内容所占比例极小。除此之外,涉案文章与大数据报告1、2的文字内容及表达完全不同。据此,涉案文章的文字内容并非威科先行库“可视化”功能自动生成,而是原告独立创作完成,具有独创性,构成文字作品。被告的抗辩不能成立。(三)涉案文章是否系法人作品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创作作品的公民是作者。由法人或其他组织主持,代表法人或其他组织意志创作,并由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承担责任的作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视为作者。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作品的署名情况推定权利归属。本案中,原告主张涉案文章系法人作品,著作权由其享有。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涉案文章在原告经营的微信公众号首次发表,发表时署名为原告,并未提及涉案文章还有其他参与创作的主体;涉案文章系原告策划的系列报告的首篇,在该系列报告的序言、预告部分亦说明涉案文章系原告已完成的工作成果,涉案文章的内容亦是以原告的视角进行的分析、评价。原告提交了创作过程中形成的多份文档,虽然部分文档保存时间在涉案文章发表之后,但从总体上看能够体现该律所对涉案文章的创作过程。故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本院认定涉案文章是原告主持创作的法人作品,原告是本案适格的主体,有权针对侵权行为提起民事诉讼。  二、被告是否侵害原告享有的著作权  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是百家号平台的经营者,百家号平台是为内容创作者提供内容发布、内容变现和粉丝管理的平台,被告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百家号平台具有极强的控制和管理能力。被告辩称百家号平台是信息存储平台,本院对此不持异议。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曾主张被诉侵权文章由百家号用户提供,后转而主张被诉侵权文章由被告提供。本院认为,经营者在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等技术服务的同时,并不能排除同时提供内容服务(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等)的可能。在原告变更主张被告提供被诉侵权文章的情况下,本院将根据现有证据全面审查判断被告提供服务的具体情形。(一) 百家号平台是否存在被诉侵权文章本院认为,原告主张被告实施了提供被诉侵权文章行为,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原告初步举证证明通过百家号平台能够获得被诉侵权文章,若被告仍辩称其未实施提供内容行为,应由被告承担相应的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原告提交了被诉侵权文章的网页截图,显示被告经营的百家号平台上存在被诉侵权文章。为保证其取证步骤的真实性及相关网页的完整性,原告将相应网址的网页通过公证云平台“静态页面取证”功能进行证据固定,北京市国信公证处对此出具了相应的电子数据保管函。本院认为,原告提交的电子数据证明百家号平台上存在被诉侵权文章,已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被告未提交相反证据证明其未实施上述行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民事责任。本案中,被告以原告未采用公证方式固定上述电子数据为由,对相应电子数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本院认为,原告以何种证据形式提交上述证据,是其根据证据类型、保全程序繁琐与否等因素作出的选择,虽然经公证文书证明的证据具有较高的证明效力,但不能认为只有经公证保全的证据才具备真实性。被告对上述电子数据真实性提出异议,本院将结合质证情况,审查判断上述电子数据生成、收集、存储、传输过程中是否存在瑕疵。原告提交的电子数据,系利用区块链等证据收集、固定和防篡改技术手段取得的,电子数据的生成主体和时间明确,内容清晰、客观、准确,可以通过电子指纹形式得到验证。关于保管函上所附声明,本院认为,根据声明内容来看,应是公证处表明其承接的是电子数据保管业务,并非公证保全证据业务,应系公证处在开展新业务之初作出的提示性声明,并非指认上述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存疑。综上,本院确认在原告取证之时,被告经营的百家号平台上存在被诉侵权文章。  (二)被告向用户提供服务的性质一般来说,原告提起民事诉讼时,应当明确被告实施了何种侵权行为。本案中,原告起诉时主张百家号用户“点金圣手”提供了被诉侵权文章,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变更主张为被告提供了被诉侵权文章,但其所依据的事实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为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本院对被告实施行为的性质进行全面审查。根据原告提交的网页截图等证据,百家号平台上被诉侵权文章的页面中出现了“点金圣手”的署名及“点金圣手”的简介,但仅凭上述信息不足以认定“点金圣手”系被诉侵权文章的提供者。被告在本案中主张其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应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告以其平台上不存在被诉侵权文章为由,未提供证据予以证明。本院认为,被告作为网络服务的提供者,持有并管理着相关用户信息及提供相关服务时留存的信息。在原告已提交初步证据证明百家号平台上存在被诉侵权文章的情况下,从便于法院查清事实、便于权利人维护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被告应进一步提供证据或证据线索,如提供证明百家号平台上被诉侵权文章的上传者是否存在的相关证据;若该上传者存在,应提供该上传者的用户名、联系方式及为该上传者提供技术服务时保留的上传IP地址、上传时间等上传信息,以供法院全面审查。本案中,被告未提供关于上传者的相关证据,故对被告在本案中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抗辩,本院不予采信。本院认定被告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了被诉侵权文章。本案审理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认可百家号平台上已不存在被诉侵权文章,原告亦不再要求被告停止侵权,本院对此不持异议。  (三)被告是否侵害原告享有的权利  被告未经许可,在其经营的百家号平台上向公众提供了被诉侵权文章内容,供公众在选定的时间、选定的地点获得,侵害了原告享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关于赔偿数额,本院将根据涉案文章的性质、被告主观过错、侵权情节等因素予以判定。涉案文章文字内容涉及司法分析内容,专业程度较高,字数较多;被告作为业内知名公司,经营的百家号平台服务范围较广;涉案文章在原告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后次日,被告即向公众提供被诉侵权文章;原告主张对涉案文章中图形享有权利,本院未予支持。综上,原告主张的赔偿数额过高,本院不予全额支持;原告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开支,亦应由被告负担。  原告主张被告侵害了其享有的署名权。本院认为,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本案中,原告创作完成涉案文章后,在文章中标注了名称,并注明原创;而在被告提供的被诉侵权文章中,删除了其署名,且出现了“点金圣手”的字样,足以导致相关公众误认为“点金圣手”系作者,侵害了原告享有的署名权。被告应以合理的方式向原告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原告主张被告侵害了其享有的保护作品完整权。本院认为,保护作品完整权是指保护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本案中,将百家号平台上的被诉侵权文章与原告微信公众号上的涉案文章相比较,前者删除了原告为整个系列作品创作的引言、检索概况,电影行业案件数量年度趋势图和结尾的“注”部分,上述内容均非体现涉案文章独创性表达的主要内容,未歪曲、篡改原告表达的思想,故对原告的该项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九条,第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第十二项,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规定,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在百度百家号(baijiahao.baidu.com)平台首页上连续48小时刊登道歉声明,为原告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消除影响(声明内容需经本院审核,若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拒不履行,本院将在一家全国发行的报刊上刊登判决书主要内容,相关费用由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  二、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赔偿经济损失1000元及合理费用560元,共计1560元;  三、驳回原告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4元(原告北京菲林律师事务所已预交),由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  判  长   卢正新审  判  员   贺 诚审  判  员   韩 冰二 O 一 九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法 官 助 理   鲁 宁书  记  员   李明檑(滑动查看判决书全文)责任编辑:Susan|版面编辑:Nei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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