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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成员不能从课题经费中取得报酬,大学生自杀事件频发

时间:2020-03-20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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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我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文秀,来自上海的和普公益。我今天的心情已经超越了开心,超越了激动。其实我从八点就开始激动了。因为大家三个月在一起的坚持、陪伴,让我感受到咱们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无论是公益,还是学习,公益是种力量,让我们互相信任。

社科院研究员:让科研人员获得与贡献匹配的尊严

2017年,大学生自杀事件接连出现。1月11日,山东大学一女生被发现在出租屋内上吊自杀,被发现时已身亡四天;2月27日,广西大学一在读研究生烧炭自杀死亡;3月4日,渭南职业技术学院农学院一名大二学生在宿舍内上吊身亡;4月11日,厦门华厦学院大二在校女学生因卷入校园贷选择自杀。

慈善法对于慈善组织来讲,最大的受益者是草根NGO

孙宪忠

国家卫生部曾公布一项调查数据,数据显示,自杀在中国人死亡原因中居第5位,15岁至35岁年龄段的青壮年中,自杀列死因首位。在全球,自杀是导致15至19岁青少年死亡的五大原因之一。

徐老师:主持人,亲爱的伙伴们,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借助互联网和大家一起交流,相信互联网+慈善,或者说,+慈善法会给中国慈善带来蓬勃发展的巨大机会。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交流对慈善法的一些看法,也谈谈大家感兴趣的社会企业。对于慈善法,我的总体评价是比较正面的,我认为慈善法让中国慈善有了法定的定位。慈善回归到它的应有的位置,也就是说慈善属于民间行为,参与慈善是公民权利。

当前,我国科研机构和高校普遍存在科研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科研经费无法正常使用和正常报销,尤其是项目主持人和主要承担人不能从科研经费中支取劳动报酬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科研人员积极性与创新力的提高,也致使国家研究投入并未物尽其用。针对这种情况,中央也在探索办法,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实行符合智力劳动特点和规律的政策,不能简单套用针对行政人员的规定和经费管理办法,充分体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要求。只有使科研人员获得与贡献相匹配的待遇和尊严,创新旗帜才会高高扬起。

大学生自杀事件频发,在引人扼腕的同时让人深思,应该如何预防自杀事件的发生,家庭、学校、社会又应当承担什么角色?又该由谁来承担责任?

慈善法呢,开宗明义第一章、第一条就规定,慈善法是为了保护慈善组织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等慈善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利。那所以说慈善法的颁布对中国现代慈善或者说民间公益的发展是一座里程碑。尽管呢这个慈善法里面的某些条款还不尽人意,甚至于有的还落后于现实生活。有的离党中央提出的改革目标也还有差距,但是,相信这部法律呢,它一定会在实践当中,不断地调整完善。

目前科研经费使用管理制度,对科研活动和科研人员“不友好”

事件频发,心理问题是主因

所以慈善法虽然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还是应该充分肯定这部法律的主流,珍惜它给中国慈善带来的机会。搜狐网在慈善法通过当天采访我,问我假如有投票权,我是会赞成?反对?还是弃权?我说我希望它能够获得通过,所以我会投赞成票。那么慈善法有许多亮点和突破。在两会审议之前,南都公益观察,发表了慈善法的八大进步和十大期待,相信大家都已经关注到了。我认为这慈善法对于慈善组织来讲,最大的受益者是草根NGO。

我国科研经费使用管理制度,对于科研活动以及科研人员“不友好”这个缺陷,大体上有如下几点:

记者了解到,在重庆地区近几年内曾发生数起大学生自杀事件。2014年12月24日,重庆地区一高校官方微博通报,该校2011级聂姓同学在校外自杀身亡。事隔几个月后,2015年3月20日,该校又发生一起学生自杀事件,2012级姜姓同学在宿舍自杀身亡。2016年1月6日,据重庆工商大学官方微博通报,该校文学与新闻学院赵姓同学在寝室内自杀身亡。

首先,个人申请成立慈善组织已经不存在障碍,就说你登记为慈善组织不需要再找业务主管部门,过去那种非法行善将会成为历史。还有呢,公募权也开放了。登记为类似于民非这样服务型的慈善组织,经过两年的合规运行就可以申请公募权。你在慈善法之前已经成立了民非,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可以申请慈善组织的认定,一经认定,你就可以获得公募权。

第一,对于科研经费的法律属性的定性不符合实际。目前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不区分科研经费来源上的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把国家项目(俗称“纵向课题”)和一般法人自然人的委托项目(俗称“横向课题”)混为一谈,统一纳入严格的行政管理渠道。实际上,横向课题的法律关系在本质上属于民法上的“承揽合同”,课题来源、成果的完成、费用支付完全采取市场方式,因此课题组干了多少事情,应该拿到多少报酬,报酬如何使用,都应该由项目委托方和课题组协议决定。因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合同法律关系,政府只能建立规则予以引导,而不能将其纳入国家项目范畴予以强制管理。国际上都是这样处理的。唯独在我国,横向课题也被纳入严格的行政管理。

2012年3月,重庆交通大学大学生生命教育创新模式构建课题组曾发布了一个关于“重庆大学生生命教育状况”调查数据,在接受调查的重庆十余所高校的近1000名大学生中,17.39%的大学生有过自杀念头。山东大学自杀预防研究中心也曾对大学生群体进行过调查,有自杀意念的学生占到被调查者的16.39%。

原来审议稿,还有要求经过认定以后,慈善组织也要经过两年才能获得公募资格。这个条文呢,后来删去了。而且草根组织登记为慈善组织之后,它的优势比基金会还要大。就是说公募基金会,那么它还有一个行政管理经费百分之十的限制,而草根NGO你是从事慈善服务的,所以你的支出,可能就是人工费用和办公经费。那么甚至它的整个开支,都是可以来用作这个机构自己的运行。

第二,不论是纵向课题还是横向课题的经费列支,都不许体现科研人员自己的劳动报酬,尤其是课题组负责人、主要研究人员的报酬。目前的经费管理制度仅仅许可劳务报酬一项列支项目预算总数的20%,而这些经费只能支付给课题组成员之外的科研辅助人员、其他临时劳动人员。课题组成员不能从课题经费中取得报酬。尤其是课题组负责人,虽然负责课题的总体设计并从事大量艰苦劳动,但是不得从中获得报酬。2014年本人建议对此情形改正,有关部门对此的回答是,我国科研人员基本上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他们已经获得了工资,因此不应该再从科研经费中获得报酬。这一说法没有说服力。原因很简单,纵向课题的承担,相当一部分不是科研人员的本职工作,科研人员的工资并不包括这一部分劳动的报酬。即使科研人员的工资中包括这些科研工作的任务,也应该考虑到科研劳动的高智性和创新性,不像行政事务劳动。而横向课题的经费,更与工资无关。

记者采访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应用心理学系副教授、心理学博士吴明霞了解到,自杀的原因各种各样。有的是因为原来就有一些心理疾病,当心理疾病严重到一定程度,病人都可能产生自杀的念头。另外一部分可能是因为突发事件,如天灾人祸或家庭发生事故,使他们感到压力很大,于是会想办法去解决这些压力,当一段时间后发现自己能力和资源无法解决问题,就可能产生自杀的念头。还有一些是出于愤怒、攻击等情绪。

过去呢,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很多草根机构NGO,为了获得合法的身份,去申请登记为基金会。我把它们叫做是NGO型的基金会。现在因为管理费用的限制,可能会让这些运作型的基金会做出重新选择,他们可能又会变换身份,去申请成为非基金会的慈善组织。所以这个慈善法对草根组织的发展,应该是最为有利的。

第三,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没有明确课题组与项目委托单位之间的合同关系,即使一个科研项目是从“国家”申请而来的,项目的经费也不可以再作为国有资产对待。因为这些项目经费已经投放到课题组手中,课题组只要按时完成了科研任务,向委托单位提交了成果,而且成果也获得了委托单位的检验,那么,这些经费就应该留存在课题组手中,用作科研人员的劳动报酬,或者作为下一步科研活动的启动资金。当然,对于那些并未按时按质完成科研任务,而随意花费科研经费的情形,需要从财务制度完善的角度予以规范。

吴明霞教授同时介绍,自杀可能还会和天气、季节有关,每年的5月和11月是自杀的高发时期。在高校工作中发现,每年5月和11月来预约进行心理咨询的人数会陡增,其中一部分人有自杀念头甚至曾经实施过自杀行为。

慈善法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定,也就是禁止行政派捐。那么慈善法是这么说的:开展募捐活动不得摊派或者变相摊派。假如有摊派行为,在法律责任当中规定,向单位或者个人派捐。摊派或者变相摊派将会受到民政部门的警告,要责令停止募捐活动,还有可能被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过去的这种以权谋捐,将会受到法律的制约。

第四,科研经费报销制度限制过多、过于死板,不合情理之处非常严重。比如,社会科学调研项目,有很多采取了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发放和回收问卷时需要大量的小额现金支出,有些还是以口头采访的方式进行的,有时候还要吃住在农村,但是这些支出因为没有发票,就不能被列支为可以报销的项目支出。另外,学术会议邀请评审专家,也不可以发放符合市场劳务标准的报酬和交通费。这些都损害了实体研究工作的进行。

重庆工商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袁琳从社会学角度向记者介绍了大学生自杀的一些可能原因,表示家庭环境的影响,学校教育的缺失,社会环境的变化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袁教授同时表示,社会价值观的取向,个人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家庭关系不良,教育以成绩为导向的追求等多重因素都在学生自杀事件中发挥着作用,而不是单纯的某一条件或某一环境的作用结果。

还有一条,就是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过去呢,政府就可以直接进行募捐。而慈善法规定,在发生这些重大事件的时候,特别是自然灾害的时候,有关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协调机制,提供供求信息,有序引导开展募捐和救助活动。可见呢这个政府角色和权责因慈善法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说,过去发生灾害可以募捐。现在是可以进行有序的引导。所以慈善法这一条规定,对于重新构建好的慈善环境,它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应以“科研友好型”作为基本理念,对科研活动友好、对科研人员友好

生命逝去,莫让善后变“闹事”

另外慈善法的第七十九条,有个明确的规定,就慈善组织集体取得的收入依法享受税收优惠。现在大家都知道民非很难享受税收的优惠,基金会的投资收入也要缴纳百分之二十五的企业所得税。这些呢,将会得到改变。

中央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首先是“创新发展”。没有科研活动,哪里来的创新?没有科研人员,哪里来的科研活动?我们首先应以“科研友好型”作为基本理念,建立对科研活动友好、对科研人员友好的科研经费使用制度。

大学生自杀事件频发,在类似事件中一直存在责任划分问题争议,以及因事件产生的死者亲属到学校“闹事”的情形。

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利好,就是慈善信托终于落地了。这是慈善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大家都知道信托法在2001年颁布。那么信托法的第六章就是公益信托。公益信托经过了十五年一直没有落地,是因为这个信托法里面规定,设立公益信托。

第一,必须分清科研经费上的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把科研人员对于国家所负的责任和对于一般项目委托人所负的责任严格分开。简而言之,就是要把纵向课题和横向课题的经费使用管理制度完全区分开。要尊重科研经费在法律关系上的基本规则,区分科研项目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类型,不可以在科研经费管理方面全部套用行政管理的规则。

记者经查阅了解到,根据教育部2002年9月1日颁布施行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因下列情形之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其中的第三项规定,“学生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态,学校不知道或者难以知道的”,第四项规定,“学生自杀、自伤的”。

设立公益信托要经过有关公益事业的管理机构批准。那么到底谁来批,大家心里没有把握,或者说这个事情比较复杂,所以15年这一条法律一直没有落定。那么这次慈善法呢,一个非常的大的突破,就是规定设立慈善信托,就是由委托人、受托人签署协议,建立委托、受托和受益的关系,只要签署了书面的协议之后,向政府有关部门备案就可以了。由审批制变为备案制,这是公益信托。

第二,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精神,按照中央“五大发展理念”的精神,促进科研活动,保护科研人员。科研活动是我们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核心环节。科研活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形下都是以科研人员的劳动作为核心来展开的。科研劳动是独特的创新性劳动类型,它应该得到我国社会足够的尊重和保护。科研经费使用制度,应该按照中央创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建立并予以实施。

就大学生自杀事件中谁来承担责任这一问题,记者采访了重庆一高校在校生。该学生认为,在这类事件中学校应负有一定责任,但学校不可能做到时时刻刻照看到每一位学生,不能苛责学校,应予以体谅。这类事件发生更多的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问题,我国在心理健康教育这方面重视程度还有所欠缺,不能将责任归咎于某个学校或者说大学整个群体。

现在慈善信托是真正破冰了,激活了。那么慈善信托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你是私人的财产,你只要和受托人建立委托的关系,确定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三者的权益,慈善信托就成立了。慈善信托可以委托慈善组织,也可以委托信托机构,这样的话,无论你的资产规模有多大,无论是规模上百亿的巨额的资产,或者是小额的资产,都可以通过慈善信托的方式锁定成为慈善的资产。

完善科研人员收入分配制度,让科研人员获得与贡献相匹配的待遇和尊严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聂炜昌的观点是,大学生一般已经满18周岁,是成年人,在民法的规定里,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作出的任何决定,都应承担相应的后果。自杀一事,是他对自己生命的放弃,他侵害的是自身的生命权,受害人是他自己,侵权人也是他自己,从法律角度上说,只有对他自己负责,但因为人已逝去,也就是无人应对此负责。

那么这些慈善资产可以是转移的,譬如说,以捐赠的方式,在慈善机构建立慈善信托基金,也可以不进行财产的转移,就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来建立。

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和解决的方法:

袁琳认为,在责任划分上学校确有过错的应承担一定责任,但现在因家长“闹事”等情形使得学校责任有所扩大,这是不合理的。袁琳表示,大学生已经是成年人,学校只承担一部分的教育责任,大学生活只是其生命历程中的短暂一段时间,一个人的性格心态的形成不是短短几年能决定的,和其成长环境,家庭、社会环境都有关,不能将责任都归结于学校。

同时慈善信托还会享受税收的优惠,至于说具体的怎么优惠,这个也还要等国务院再进行规范。那么慈善信托的落定,一定会激发巨量的民间资产进入慈善领域,它的规模可能是现在每年捐款的十倍甚至百倍,就成为一个慈善资产巨大的蓄水池。大家知道比尔盖茨基金会,实际上它是双运作模式。比尔盖茨基金会其实没有钱,它另外建立了一个比尔盖茨基金会的信托,把全部的资产放在信托里面,信托去运作这个资产,有了增值,转移到基金会之后,基金会来使用这些捐款,那么这个慈善信托模式,也可以说就是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模式。当然,慈善信托业不一定直接和基金会合作,可以和信托公司合作。

第一,对于科研经费使用制度方面法律关系不清晰的问题,应把全部横向课题纳入民法上的承揽合同范畴,用发包人和承包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规则规范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因为承揽合同常常被用来承包工程或者工作,因此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也常常被称为发包人和承包人,发包人向承包人委托完成指定的工作,并向其支付工作的报酬。承包人必须按时按质完成指定的工作,并且在工作物检验合格、发包人受领全部工作成果之后,并享有要求发包人支付报酬的权利。当然,在承包的工作开始之时,承包人也可以要求发包人支付基本费用。在我国,横向课题基本上是依据承揽合同的规则订立的,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也完全符合承揽合同的要件。

袁琳同时表示,现在社会在家长“闹事”时会倾向于将责任归结于学校,这将学校的责任扩大了,对于整个事件的责任分担以及事件的处理都产生了影响。大学生自杀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关注个体的心理健康,解决大学生的“空心病”,改变大学生生活无意义感的认知等问题需要整个社会来思考。

对于慈善法的这些亮点我就不一一列举了,我下面再谈一下对某一些条款的存疑,跟大家一起来分析。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公募基金会10%管理费的问题,那么实际上10%的管理费是不是一定就过不去呢?其实也不一定。大家可能感觉到主要是两会代表委员,很多人对开始的15%非常的不理解,有些是义愤填膺,大为不满,有些甚至说投资基金的管理费才1.5%,你凭什么基金会比投资基金高十倍的管理费啊?

在国际上,依据承揽合同的法律关系来规制横向课题经费使用的情形比较普遍。除一般的社会法人和自然人之外,课题组也可以以这种方式接受政府的委托课题。比如,美国著名的智库兰德公司,就经常依据这种方式承担美国政府的重大决策课题研究。本人留学德国时所在的汉堡“马克斯-普朗克外国与国际私法研究所”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其实是“报告撰写人”,他们承担的基本工作就是接受政府或者公司的委托,就外国或者国际私法中的制度建设向委托人提交研究报告。研究所只是提供必要的图书和办公室以及基本工资费用,他们的主要报酬是委托人支付的项目费。这种情形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14级赵姓同学在寝室内自杀身亡后,网络曾有传言死者生前存在考试作弊被抓情况,学校经核实后进行了辟谣。在赵同学死后,其家属因丧女之痛采取了情绪化行为,拉着写有“还我女儿”字样的白布黑字横幅聚在学校门前讨要说法。面对家属的情绪化行为,学校仍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合法合理合情地帮助家属处理善后事宜。

有的网民说这个企业一年才赚10%的利润就不错了,你凭什么基金会就赚15%啊?这个说明公众,包括一些企业家,对慈善实在是不理解,不知道慈善是怎么回事,非常严重的误读。还有呢,也反应我们这个行业实在是太封闭了,如果说外界不理解慈善、不了解慈善,这最主要的责任是谁呢?我看最主要的责任还是我们自己,我们太封闭了。

第二,不论是横向课题还是纵向课题,项目经费不许可科研人员取得报酬的规定都是不合理的。应该及时修改相关规则,许可科研人员取得自己的劳动报酬。

那么,自杀学生家属到学校“闹事”扰乱教学秩序,是否要承担责任?对此,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世伟表示,自杀学生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亲属到学校“闹事”,并不无法律根据。但是,毕竟关系生命的逝去,学校应当尽最大努力与自杀学生近亲属或者其他亲属沟通。当然,如果近亲属或者其他亲属聚众严重扰乱教学秩序,后果特别严重的,也可能涉嫌犯罪。

对这个10%,我觉得并不是说给公募基金会制造了非常大的困难,因为法律最后在修改的时候,还留了一个活口,也就是说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政府协商,也可以突破,这里还是有空间的。那么我最主要对这个条款的质疑呢,我觉得它实际上是不相信市场的力量。

众所周知,科研劳动是智力密集型的劳动,科研人员普遍存在着过劳、早衰的情形。在我国,广大科研人员为科技进步和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科研活动中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每时每刻都在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如果科研经费不包括科研人员的劳动报酬,于情于理,有点说不过去。当然,在承认科研人员劳动报酬的同时,应当建立科研经费使用的管理和监督制度,促进科研经费使用的规范化。

自杀预防,关注和教育是关键

党中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的作用,慈善组织无论是募集捐款,还是通过服务来收费,实际上,资源在慈善市场上的配置,就是说慈善资源的配置,也应该是由市场去起决定的作用,现在呢是用法律来个一刀切,来对不同规模的不同领域的不同运作方式的基金会的管理费用来个一刀切。我说这是计划经济的思维,还是政府管控的思维,不相信市场的力量,可以说这一条呢,它是对慈善的动力和活力会起到一种抑制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它非常不利于提高慈善组织的透明度。

第三,尽快缓解当前科研经费预算过于死板、尽快解决科研经费报销困难方面的问题,让目前已经立项的资金能够尽快得以使用,发挥其应有的效益。同时,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尽快解决科研人员经费使用失去自主权的现实问题。应该许可他们在科研经费的使用方面,比如劳务费支出方面的自主权。

记者了解到,虽然不是所有的自杀都可防止,但是大多数自杀是可以预防的。

本来一个慈善组织的管理费,它的开支是不是合理,只要通过充分的信息披露,让公众来判断:认为它效率高,我就支持,认为它效率低,那我就用脚投票,走人。公众有这个理性和判断力。慈善组织为了生存和发展,也会进行理性的选择,尽量的降低成本。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原标题:目前科研经费使用管理制度,对于科研活动和科研人员带有“不友好”缺陷—— 科研人员获得与贡献相匹配的尊严)

吴明霞介绍,自杀存在3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分为动机或意念形成阶段,矛盾冲突阶段和行为选择阶段,自杀预防的最佳阶段是自杀形成的前期阶段。

第一,政府也不需要那么累,不需要政府年年来审核,每一家慈善组织你的管理费开支是合规还是不合规,而且这样的一种审核很容易造成误伤。现在的规定呢,我认为是不专业的,甚至是去市场化的。本来完全可以寄希望于公众的理性、慈善组织的自觉和政府的超然来激发慈善的活力。现在的管理费用的一刀切,实际上都会让大家受累,让公众、慈善组织和政府都会受累。这最主要是立法思想还不够开放,还是一种行政管控的思维。

自杀预防要做到关注观察关心,要周边的人多一些对人本身的关切。在自杀者面对负面生活事件或抑郁,开始进入动机或意念形成阶段,自杀者通常会表现出与平时的差异。这种变化差异会体现在饮食和睡眠情况改变,个人卫生状况变化等方面,个人情况的变化一般意味着内心的变化,这时需要身边的人多加以关心。

第二,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吧,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互联网募捐,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的,应当在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或者指定的慈善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并可以同时在其网站发布募捐信息。

处于矛盾冲突阶段的人一般会和其他人进行讨论,会较为明显地表现出自杀倾向,是最容易发现的阶段。自杀后期的人,因为其已经决定了自杀,放下了压力,整个人变得平和,状态反而会变好,会做出一些类似告别的行为。

从字面上讲,我现在看了半天,觉得有问题,它的意思是只要你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就应该通过民政部指定的信息网站,这似乎是必须的,然后才可以同时在自己的网站发布信息,从字面上解读,似乎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还不能单独在自己的网站上进行公开募捐,我觉得字面是这么理解的,但是要这么理解肯定是没有办法执行的。

吴明霞以诗人海子为例向记者解释,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是处于第三阶段时写下的作品,他当时已进入平和的心态,已经想开了,收获了不冲突的幸福,所以有了幸福的闪电的描述,这是一首诀别诗。第三阶段的人会开始掩饰自己自杀的意图,开始寻找自杀的工具和方法,这时会很难发现并改变。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化的时代,互联网是任何个人、商业组织、慈善组织和一切机构都离不开的生活和活动的工具。那么《慈善法》的这个规定我觉得问题很大,也就是说慈善组织要使用这个工具的话需要政府来批准和控制,那么实际上任何一个机构现在都离不开互联网,离不开互联网的第三方服务。

除了从个人角度出发进行预防,学校和社会也应该做出相应的预防措施。袁琳称,高校应该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虽然一直在呼吁,但是力度始终还是不太够。袁琳建议,可以将心理健康课程还有生命教育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对提高学生心理健康水平很有意义。

因为你毕竟基金会自己建立一个网站,这种网站它的专业化水平和传播力肯定是比较低的,除非你投入大量的资金去开发,那费用就非常高。实际上现在有大量的互联网的门户网站和服务机构它可以为慈善机构提供传播服务。就是募捐是慈善组织在募捐,但是服务是可以通过第三方来提供。所以互联网这个工具一定是不可缺少的。

记者了解到,各个高校虽都设有心理咨询室,但存在着人力资源不够等问题。加强辅导员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建立相应的心理辅导团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讲座等方式都将有利于高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发展。高校除了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合理的预防机制也必不可少,有关专家曾提出学校可建立3级预防,包括积极治疗相关疾病,宣传相关知识,提高学生心理健康素质;对自杀高危人群进行危机干预,帮助其摆脱困境,打消自杀念头;采取措施防止自杀未遂者再次自杀。

那么过去募捐你是发传单、贴大字报,或者是发信或者是在报纸上做广告,那么现在一定是要用互联网这样的工具。而这样的互联网工具它一定是第三方的服务一定是低成本、高效率的。那么一个慈善机构和互联网公司合作这完全是一个市场行为。现在像腾讯、新浪、阿里巴巴和很多公募基金会和草根组织建立了这样一种合作关系;包括一些互联网的服务的公司,像路人甲、捐捐互助、爱捐网等等,这些实际上为慈善组织的发展和慈善募捐效率的提高提供了非常有效的服务。我认为它们是第三方服务,不是什么信息平台。所以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定现在美国有160多万家慈善组织,中国未来肯定也有100万家甚至数百万家的慈善组织。那么互联网募捐如果都需要通过国务院民政部指定的信息平台,那你怎么指定呢?你到底指定多少家呢?

袁琳认为,大学生自杀现象涉及到很多方面,不只是单纯的家庭、学校的问题,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社会的导向都存在影响,减少大学生自杀需要的是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要为几百万家慈善组织提供服务,三家五家互联网公司肯定不行。你如果指定少数几家,哪怕指定一百家也可能出现垄断;如果指定的话你可能要指定一万家,你怎么指定啊。所以呢这本来是慈善机构和互联网公司的,互联网公司为慈善组织提供互联网服务的市场行为。现在一下子把它缩到了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反正我是这么解读的。

这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我觉得你把腾讯、新浪、阿里巴巴定位平台,我觉得都是非常不合理的,这样对慈善组织借助互联网获得后发优势是非常不利的。一方面这是政府的权力过大,没法操作,同时也是让中国的慈善要退回到公益2.0甚至1.0时代,要废掉中国慈善组织的信息化的功能,让中国的慈善失去借助互联网崛起发展的后发优势,这是我最忧虑的一点。

所以在执行《慈善法》这条规定是指定互联网募捐平台需要非常的慎重。我的看法是没有平台只有第三方服务。我在1999年的时候就写过一篇文章,当时就预测互联网公益具有选择性、便捷性和透明性三个特点,它会给公众参与捐款,对慈善组织的发展带来非常大的机会。那么这个预测我感觉在《慈善法》颁布之前正在变成现实。我很担心,不要因为《慈善法》的颁布和执行把互联网激发出来的公众参与慈善的热情和慈善组织的活力的星星之火给浇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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