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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私人信件侵害作者的隐私权,一是公益组织

时间:2020-03-20 12:11

金锦萍:最近还是少了些,以前会花更多的时间,真的是不厌其烦,去解释很多看起来是ABC的知识,基本理念的问题。

已故著名作家钱锺书遗孀杨绛5月26日发公开信表示,坚决反对其本人与钱锺书及女儿的私人书信被拍卖,如果拍卖举行她将诉诸法律,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据记者了解,北京一家拍卖公司近日宣布,6月将在京举办一场钱锺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会,拍卖已故著名作家钱锺书及其夫人杨绛、女儿钱瑗的数十封私人信件。杨绛在公开信中说,此事让她“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杨绛希望有关人士和拍卖公司“立即停止侵权,不得举行有关研讨会和拍卖”,否则“会亲自走向法庭,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针对此次拍卖引发的诸多法律问题,当天,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的民法、知识产权法和宪法领域的法律专家还进行了专题研讨。中国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等专家认为,未经作者同意,拍卖私人信件严重侵害作者及他人的隐私权和著作权,违反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应当依法禁止。专家们指出,拍卖私人信件侵害作者的隐私权。私人信件本质上是个人间基于相互信任进行的私密通讯,涉及作者和他人的隐私。中国侵权责任法明确保护公民个人的隐私。更多阅读钱钟书私密书信将被公开拍卖 杨绛不满杨绛称丈夫钱钟书一生只为读书而活

公众一直很关心一个问题,《慈善法》颁布之后,现在在网络上,这件事能不能做,如果出现什么问题能不能在网上发一条求助信息?问题就出在概念混淆。我建议区分公益募捐和个人求助。对公益募捐有严格规制,募捐资格、募捐行为和信息公开都有相关规定。个人求助缺乏相关制度保障,导致刚才说的有可能信息不真实,也有可能募集的财产远远大过求助人的需求。

《中国慈善家》:跟公众交流时,你也常常处于风口浪尖,受到质疑。

杨绛发公开信坚决反对拍卖钱锺书私人信件

不是《慈善法》里最重要的问题,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可怕。之所以引起这么大争论,可能是因为前面几个草案时,公开这个意见稿二审稿时都没出现,到第三次提交大会时它突然出现了,当时比例是15%。大家觉得很突然,没限制到有限制本身是一个反差,心理期望没实现,引起争论。

金锦萍想过放弃,返回书斋,但她发现,在公益行业,每当一批专业媒体人被培养起来,就有人跳槽、辞职。她开始思考,能否通过一个专业培训,去纠正媒体的一些常识性错误?为此,她和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师曾志,一起开设了北大公益传播高级媒体研修班。包括邓飞在内的诸多知名公益媒体人,都曾在她的班上上过课。

首先是慈善法所限制的10%,只适用于有管理费用。慈善组织的成本和费用有四项,分别为:业务活动成本、筹资费用、管理费用还有其他费用四项。现在明确为管理费用,不包括慈善组织业务成本,也不包括筹资费用,仅仅是包括了管理费用,比例尽管还是10%,但是与《基金会管理条例》比较,限定范围缩小了,使得空间变大了。

当然,有时候静下心来会想,他讲的话有没有道理?是不是我们在表达某些专业观点时,忽略了大众的某些观点和情绪?是不是对他们多关照一下,会让自己更加包容、多元,不断丰满自己,充实自己?

个人求助是人的自然权利,法律不禁止

以往,按同类会议的流程,都是政府代表先发言,之后有人提前离席,来自民间的声音很少被听到。金锦萍把会议的发言顺序做了调整,让民非代表先发言。

个人求助是面向亲朋好友,很多人捐款是出于感情,比如亲情、友情、爱情;但如果面向公众了,则很多人捐款是出于爱心,这份赠与合同隐含着救助目的。比如募捐10万元用以救治孩子,当资金筹够了,对于溢出善款,捐款人可以要求撤销合同约定,这部分民法可以调整。

这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很多民非组织出身草根,虽然知道实际问题和困难在哪里,但是在表达时很容易把问题说成“牢骚话”,不利于问题得到真正解决。

最近听说,有一个中山大学的老师,为他的早产儿发起了一个求助信息。(编者注:近日,中大老师何金鹏的一篇求助文章《你若安好,便是晴天》在公益圈引发了众多讨论,争议焦点主要包括:其行为是属于个人求助抑或公众募捐?如果是后者,是否合乎《慈善法》规定?此外,其所筹资金多出部分将用于何处?

作为法学专家的金锦萍,发现每一次公益界负面新闻发生,争议不断,“但往往最核心的问题没抓到,反而把事情越搞越复杂。”起初,她安于做个书斋里的“书生”,但是看了很多媒体报道后,她发现“很多常识性的问题被忽略,反而以讹传讹,越来越对慈善事业造成损害。”

还规定捐赠协议对这个比例另有约定的,遵从协议的约定,给当事人也留下一定空间。即便对公募资格的基金会来讲,比原来有进步在哪里?

“上了‘贼船’再也没下来”

“募捐”是怎么界定的?网络上我个人遇到困境,或我亲友遇到困境,或一个人跟我非亲非故遇到困境,我们可以发出求助。但求助时会发现,募集资金只用于特定个人。从法律上来讲,这不是募捐也不是捐赠,每个人给的钱叫赠与,适用于民法和刑法的规定。

金锦萍思维清晰,语速极快。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她平均每分钟说了两百多个字。

个人求助是人的自然权利,法律不禁止。但慈善法施行后,个人求助若在发布信息时有注明超出的款项转捐给同类群体或慈善组织的内容,且不停止接收资金的,就构成非法募捐,可以按照《慈善法》处罚。

金锦萍曾经参与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与某部委合作的一个大型课题,她以民间身份参与研究,给课题取名为“be here,be heard”,她翻译为“彼此聆听,彼此尊重”。她发现,很多国家政策在制定时,有些声音制定者是没有听到的,而政策出台后,会影响到很多个体、组织的命运。因此,金锦萍希望通过课题研究,搭建起一座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沟通桥梁。

他的行为属于个人求助,但的确不妥。

桥梁

第二个问题在哪里?如果超过了这一比例,难以符合这个前述规定的,不是简单说非法,而需要慈善组织向登记的民政部门去报告,并向公众做出说明。如果通过说明是合理的费用,那就合法。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备。

她所着《非营利法人治理结构研究》,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研究非营利法人治理结构的专着。她联合其他学者,翻译引进了多部国外非营利组织法的资料,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成立了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并担任主任。

网络募捐的问题,好多争论源于概念不清,很多时候是鸡同鸭讲。

她思考,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是有法理基础的,政府的信息公开也是有法理基础的,对于非营利性组织,则找不到强制公开信息的法理基础。“即使要强制公开,公开的义务主体是谁?非营利组织还是政府?公开本身是个能力,也需要成本,成本谁来支付?”

现在《慈善法》里关于互联网募捐的规定,显得有些狭义化。使得通过互联网开展公开募捐的通道狭窄,有点担心是否会扼杀实践中的创造性。

对于公众来说,很多专业性的规则、规范,常常违背个人的朴素认知,容易产生抵触心理。这使得金锦萍时常要做好被“喷”的准备。

条文里限制主体是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给没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留了一个缺口,其它慈善组织开展慈善活动年度支出管理成本标准,由国务院民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税务等部门再按照这个原则制定,它留下以后继续制定规则的规定。

金锦萍坦言,她希望自己做这个社会里“一道非常稳定的力量”,用沉淀下来的心态面对社会问题,不为任何组织谋私,只为“真理和常识”代言。

而个人求助后可能出现的欺诈、挪作他用等问题,则适用《刑法》、《合同法》,不适用《慈善法》。例如,若存在虚构事实构成诈骗,款项已达到求助目标还不喊停则构成欺诈,溢出款项挪作他用等,捐款人可按《合同法》撤销赠与,要求退回款项。

一是语言转换问题。如何把一个专业语言转化成公众能普遍接受并懂得的语言;二是专业性的坚守。关于法律专业的原理、原则,如何展现它的合理性。

关于互联网募捐的规定显得有些狭义化

在金锦萍的好友、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团看来,通常情况下,金锦萍对自己学术范围内的东西非常自信,不惧任何专业质疑。但在周筱发帖期间,尽管表面上她认为周筱的质疑并不专业,并公开回应称,她的两个职位“都是以专家志愿者身份参与,并不存在利益输送”,实际上她还是“难过了好一阵子”,因为质疑内容已经超出了专业范围,“她不愿意成为一个社会公众人物,让别人指指点点。”

按照新的《慈善法》,以后向公众募捐的互联网平台有两种:一种是慈善组织自己的网站,一种是国务院民政部门建立或指定的平台。这一规定把通道特定化,除此之外的都不可以。

在杨六斤、“小悦悦”、“白雪可乐”等热点公益事件中,她也是冲在最前沿的意见表达者。

但作为一个信息对接的服务平台,关于求助个案的信息准确性、善款是否按照原来的募款目的使用、溢出款项去向等,还应尽到必要的审核义务,包括从互联网技术上设置款项筹够自动截止这种细节问题。

《中国慈善家》:每当公益热点事件发生,你都会第一时间出来跟公众做法理的普及、交流。为什么?

有些网站、app不具备公开募捐资格,如果他们只是提供中介服务,或只是一个供和需的对接,在网站上,有些个体可以发救助信息,网站知名后,有些做善事的人可以通过这个网站帮助他想要帮助的人。但是所有资金不能从网站里面走,而是直接由赠与人支付给求助人,这是民事赠与。

很多时候,你发现问题所在了,去分析问题,最后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问题的解决,能够接地气儿地处理,还是要动用专业能力。因为我自己是研究法律的,所以我在考虑任何问题的时候,会先想说能不能通过,一是立法的修改,二是法律的适用等等,来使问题得到解决。

“管理费用不超10%” ,实际上比原来宽松多了

她认为这一领域广袤,张力、空间极大,魅力无穷。“微观起来,可以跟管理有关,跟别的组织、理事会、个人有关。宏观起来,抽象起来,它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跟宪政有关。它是一个‘顶天立地’的问题。”

2012年,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因财务人员失误,将账目中一项本应为4.75亿元的金额,写成了47.5亿元。此事经媒体披露后,一时舆论哗然。

实际上我完全可以不做这些事情,但看了很多的媒体报道之后,总是觉得不吐不快。为什么很多常识性的问题被忽略,反而是以讹传讹,越来越对慈善事业造成损害。

民众普遍存在一些慈善的误区。有些误区,可能跟国家、民族长期以来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关,有些是属于一些常识方面的欠缺,还有一些属于这个社会里一些价值多元的反应。

名仕亚洲手机版,这些年,金锦萍已经数不清自己是多少次处在争议的漩涡之中。

在一场关于公益组织信息公开的讨论中,作为基金会理事,金锦萍会对基金会解释:公众有强烈的信息透明需求,是因为原来的透明度太低了。面对公众时,金锦萍则表达:透明度并不是一览无余,慈善组织也有基本底线,也有“事业秘密”、个人隐私,也需要去保护它的相关权利。

现在,金锦萍的研究领域更多往社会法方向转。这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在整个法学领域里,是很边缘的。”她深知,在这一块做学术,要想获得认可,难度很大,但她仍决心深扎,“穷我一生,做第三部门,做第三法域的研究,能做多少做多少,为中国的非营利组织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她替明星“挡枪”—章子怡深陷“诈捐门”,她站出来说捐款是个人意愿,中国没有对诺而不捐立法,网友无权“索捐”。李亚鹏嫣然天使基金遭质疑,她声援,“公益组织不是所有信息内容都有义务进行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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