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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为工作12年的前员工李洪元离职后,他们与互联网平台或中间承包商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时间:2020-03-23 20:40

他们与互联网平台或中间承包商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目前是个法律难题

“出身985,工作996,离职251,维权404。”

近日,斗鱼直播平台所属公司与知名主播曹海(网名:蛇哥colin)的合同纠纷吸引诸多关注,斗鱼直播平台所属的公司除了要求法院判令曹海继续在斗鱼平台进行直播外,还需向斗鱼平台所属公司支付违约金约1.5亿元。

“我又不是他的员工,干嘛跟他签劳动合同?”这是近两天记者网络约车时,问网约车司机“是否与网约平台签订劳动合同”时所得到的如出一口的回复。

这几天,这几个数字一直刷屏。因为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多家直播平台均发生主播违约事件,随之引发的合同纠纷,往往以主播赔偿天价违约金告终。直播行业内部人士告诉北青报记者,主播在行业内流动性很高,有的直播平台会为挖来的“主播”支付违约金。也有主播称,跳槽后,发现新入职的直播平台没能兑现代自己支付违约金的承诺,“要交的违约金比在原平台挣的钱还要多”。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统计,2016年我国通过互联网平台提供服务的劳动者人数已达6000万人,市场交易额3.45万亿元。预计到2020年,分享经济提供服务者人数有望超过1亿人,其中全职参与人员约2000万人。

在华为工作12年的前员工李洪元离职后,被公司举报敲诈勒索,在公安局羁押了251天,后被无罪释放,并获得国家赔偿10万元。此事在互联网上逐渐发酵,并且出现了上述针对华为的舆论声讨。

现象

网约工到底是不是平台的员工?这个问题,击中了当前新业态就业群体劳动权益保障的“要害”——他们与互联网平台或中间承包商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而刚刚,华为回应了:

名主播“跳槽”

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一字之差区别多多

华为有权利,也有义务,并基于事实对于涉嫌违法的行为向司法机关举报。

被平台索赔上亿元

“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一字之差,区别多多。”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务所主任皮剑龙解释,如果是劳动关系,由于“强资弱劳”的天然属性,法律会偏重于保护劳动者一方,用人单位须为劳动者承担安全、社保等种种责任,其工资工时等制度亦严格受劳动法律法规约束。但如果是劳务关系,则意味着双方是平等的民事合作关系,其权利义务由《合同法》等法律规定。

如果李洪元认为他的权益受到了损害,华为支持他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包括起诉华为。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公布了斗鱼直播所属公司、武汉鱼行天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下称鱼行天下公司)与知名90后游戏主播曹海(网名:蛇哥colin)合同纠纷一案的一审民事裁定书。

皮剑龙委员介绍,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均没有对劳动关系作出明确的定义。目前,司法实践中多以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5年颁布的《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为依据。

30万离职补偿变敲诈勒索?

裁定书中介绍,2017年9月1日,鱼行天下公司与曹海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协议约定,曹海在鱼行天下公司指定的在线解说平台进行直播解说,协议期限至2022年8月31日,每年合作基础费用为1029万余元。

记者梳理发现,在司法判例中,法院以“从属性”作为判断劳动关系的依据和法理逻辑,对劳务提供者和网络平台之间的纠纷,更多地判定二者为劳务关系,也有判定为劳动关系的,因此引发不少争议。

华为前员工被关251天

同时,该协议约定,曹海未经鱼行天下公司书面同意,不得在新闻媒体在场的情况下发布任何言论或接受任何采访,且不得作出损害斗鱼直播平台及斗鱼直播平台产品形象的言论或行为。在任何情况下,未经鱼行天下公司书面同意,不得单方提前解除本协议。若曹海违反以上约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曹海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000万元。

比如,某网络主播与平台劳动纠纷案,在劳动仲裁阶段被裁定有劳动关系,后又被法院判决推翻;一快递小哥与平台争议案,一审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二审又推翻;两起代驾司机所涉交通事故案中,两家法院分别作出了劳动关系、劳务关系不同的判决等等。

根据李洪元的自述,从2005年起他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其旗下子公司工作了12年。2018年初第7次合同到期后,华为决定不再与其续约,双方商谈后确定,公司对其以“2N”的标准进行离职补偿,补偿总金额30万余元。

然而鱼行天下公司在起诉书中称,2018年1月,被告曹海先后4次通过注册认证账号“蛇哥colin”的微博发布“遭平台欠薪”等内容,并宣称自己“不再是某鱼主播了”。

据了解,类似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之争,不仅是我国的法律难题,也是世界上不少国家感到棘手的问题。

据他介绍,他的离职主要是因为举报部门业务造假。离职前,他的职级还是2005年刚入职华为时的15级,也是华为的持股员工。

鱼行天下公司称,曹海的违约行为给鱼行天下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据裁定书介绍,鱼行天下公司最初向法院提出的诉讼请求为,判令曹海继续履行与原告签订的合作协议,并向鱼行天下公司支付违约金3000万元等。但2018年9月,鱼行天下公司向法院提出申请,将违约金变更至约1.46亿元。

警惕“隐蔽性雇佣”被利用

“我当时所在的逆变器业务,是一个通过政府补贴而存在的行业。销售毛利低,想要赚钱只能把规模做大。部门业务造假很早就开始了,公司大量资金被占用、仓储、存货方面都承担着巨额损失。出于我对华为的感情来说,我觉得我必须要把这股歪风给遏制住,所以我就在2016年11月举报了。

对此,斗鱼直播的公关表示,目前不方便对外评论该事件。北青报记者试图联系曹海,但截至发稿时,尚未收到回复。

有学者认为,共享经济下,劳动关系中的“雇用”应当变为“交易型服务”,劳动“合同”应当变为“协议”。

举报之后我就明显感觉到主管开始针对我,比如他不批我的出差,又比如我手下的人离职,我要补人,但他也不允许把我看中的人调进来。

内幕

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闻效仪有不同观点。他认为,劳动力是蕴含在劳动者身上不可分割的“体力和脑力”,雇主通过各种管理制度来引导和迫使劳动者付出劳动力,并由此形成劳动关系,其实质是一种人身关系和管理关系。不能简单地认为共享经济下劳动者技能可以出售给多个雇主就说明劳动关系被改变,即便劳动者对应着多个雇主,但依然还是一种人身关系和管理关系。

这时候接近2017年年底,到了我续签合同的时候了(华为员工合同四年一签),我还是想留在华为的,但主管就直接和我说,公司不和我续签了。”

竞争激烈互挖墙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员建设工会主席丁小岗曾从事过律师工作,他在调研中发现,有些企业明确对劳务提供者实施了用工管理或规范,却通过签订合作协议等方式来规避标准劳动关系的法律适用。此类用工形式的多样化表面上看来是企业与劳动者双方具有了更高的平等性和更广的自由度,其实却是劳动者的用工模式选择权被严重限制,对企业提出的合作模式,劳动者并无民事关系中平等协商的权利。

于是,2018年1月,他决定从华为离职。

天价违约金并非个例

丁小岗委员还发现,劳动保护制度缺失,使劳动者被迫承担企业经营风险与自身社会保障责任。像网络订餐等新业态企业,一般不无偿提供诸如交通设备等劳动工具,需要劳动者自行配备。此类企业往往会通过限时送达、催单、扣款等方式要求劳动者保证服务质量,忽略了劳动安全隐患的防范。劳动者在提供服务时,如果发生诸如外卖餐食损坏、丢失等导致未能成功完成订单,或劳务需求者对服务结果不满意等导致报酬被扣除的经营风险均被转嫁至劳动者。当在配送过程中发生安全责任事故时,对外(受害方)的赔偿责任和对内(劳动者自身)的伤害责任等这些在劳动关系中本应由用人单位承担的赔偿责任以及劳动者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责任也往往落到了劳动者身上,而用人单位却置身事外。

随后双方经商谈同意给李洪元补发331576.73元离职补偿。“但是因为我入职12年了,按劳动法的规定,入职10年以上是可以签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公司应遵从劳动法给予赔偿。”

北青报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随着游戏直播行业的发展,不少游戏主播成了“网红”,主播在直播平台间“跳槽”引发的违约纠纷,法院往往判决主播违约,其违约金常常让网友惊呼“天价”。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主任吕国泉认为,很多平台都是通过第三方雇用劳动者,平台不与劳动者签订雇佣合同而与其签商务合同或合作合同的方式来掩盖雇主身份,同时平台以一种与劳动者的独立身份不相符的方式指挥并监督其工作。因此这类劳动者被误分类为独立自雇人员,但实际上他们却处于从属性雇佣关系中,是隐蔽性雇佣或依赖性自雇就业,处于就业和自雇就业之间的法律灰色地带。平台就业给一些企业追求轻资产、不养人、逃避社会责任提供了机会。“无论通过什么方式提供服务,只要劳动者提供劳动没有变,其就业的稳定性和质量就应得到有效保障。”吕国泉委员强调。

2018年3月,李洪元过去所在部门的秘书,通过私人账户向其转款304742.98元(税后金额,交易摘要为“离职金额补偿”)。

2018年11月,广州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江海涛需向虎牙公司支付违约金4900万元,并承担案件受理费等40余万元。一审法院广州市番禺区法院曾在判决书中表示,竞争平台为挖来的主播承担律师费、违约金等情况普遍,“本案可能有同样情况”。

(责任编辑:李春晖)

但拿到这笔补偿金的9个月后, 2018年12月16日,李洪元却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深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并于2019年1月22日被逮捕。

北青报记者从多名游戏直播人士处了解到,番禺区法院所说的竞争平台为违约主播承担律师费、违约金等的情况确实存在。

公安机关审查起诉认定,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期间,李洪元以向华为公司上级审计、稽查部门举报其部门主管在部门业务上存在违规操作的行为进行要挟,从其部门主管处勒索人民币30万元。2018年3月8日,被害人被迫通过部门秘书的个人银行账户向李洪元的银行账户转款人民币30万元。

主播刘万鑫曾被熊猫直播起诉索赔3000万元,2019年1月2日中午,刘万鑫在其微博中回复称,“感谢老东家的栽培,曾经我那么爱你,奈何被现实击溃,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具体待法院裁决,同时,感谢新东家给我提供的法律援助及所有赔偿”。

2019年8月23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随后李洪元被释放,总共被羁押了251天。

2日下午,北青报记者从熊猫直播的相关人士处了解到,之所以将主播刘万鑫告上法庭,是因为刘万鑫与熊猫直播的合同还在有效期内,却违约从熊猫直播跳槽至第三方平台。3000万的索赔金额是依据合同约定的违约金额而定。

11月25日,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又出具刑事赔偿决定书,决定对李洪元予以国家赔偿10余万。

熊猫直播相关人士表示,直播主播的流动性很高,行业内竞争激烈,“有很多主播都有经纪公司,同时一个成功的主播有各种机会,所以跳槽也是很正常的事”。

华为回应:华为有权向司法机关举报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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