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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印了《外出务工人员法律知识手册》《农民工维权宝典》等宣传册,  子女顶替制度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

时间:2020-03-19 12:35

这份法律行囊太有价值了,我以前就遇到过工资被拖欠的情况,现在通过了解《劳动法》就明白该怎样保护自己了。2月21日,松桃自治县普觉镇棉花山村老屋基组外出务工人员刘祖林从驻村第一书记、一村一法律顾问人员手中接过 法律行囊资料时激动地对笔者说道。

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被迫“请假”离国,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限制共产党人的整理党务案,逐步掌握了党权、政权和军权。为了保证中国革命的健康发展,夺取革命领导权,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曾团结合作,同蒋介石进行过几次斗争,取得一定的胜利,夺回了大部分党权和政权,但是,由于未曾触动蒋介石的军权,最终还是失败了。本文是对这几次斗争的一个历史概述。
  
  一、迎汪复职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迎汪复职的口号最初是国民党左派提出来的。
  
  1926年5月25日,彭泽民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上提议:“汪精卫同志病仍未愈,本会应去函慰问,并申述本会热望其早日销假视事。”随后,江苏、安徽、湖北、广西等省党部陆续通电,要求汪精卫销假视事,主持北伐大计;于右任、经亨颐等并电请中央催促。7月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左派的迎汪要求更为迫切。8月初,国民党中央接到汪精卫7月16日的信函,汪表示,辞去在政治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中所任各职,“销假以后,或在粤,或在别处为党服务”民民何香凝主张借此请汪复职。8月10日,她在中常会第47次会上临时动议:现在请汪主席销假者既函电纷驰,中央应分别答复及将原函电转汪主席。”次日,吴玉章由沪到粤,何香凝一见面就哭道:“现在是跟北洋军阀决战的最后关头了;可是国民党内部情形这样糟,怎么办?一个人专横跋扈,闹得大家三心二意,这次战争怎么打下去,国民党怎能不垮台?”自此,二人即不断联络左派,商量对策。
  
  最初,国民党左派计划在攻克武汉后召开国民党三大或临时代表会议,实现迎汪打算。9月,确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为此,顾孟余自愿联络北方左派,吴玉章亲到长江一带活动。他们制订了两项宣传原则:1.说明本党现状及3月20日事变真相;2.口号为“巩固左派与C.P谅解合作”与“恢复党权,拥汪复职”。但中共中央认为:“第一项太利害了”,怕刺激蒋,要求“含浑一点。
  
  蒋介石对迎汪复职愈来愈疑惧不安。在二届二中全会闭幕式上,蒋介石故作姿态地表示:“汪精卫、胡汉民两同志,我们大家必要请他俩出来,尤其是汪先生,我们必须请他赶速销假,主持党务。”但实际上他强烈反对汪精卫回国复职。1926年8月20日,他从广东来电中得悉迎汪情况,认为其目的在“倒蒋”。21日,中央军校全体党员电请汪精卫销假:“党国无人主持,即黄埔军校同志,亦如孺子之离慈母,徬徨歧路,莫决南针。”这对蒋介石刺激很大,他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决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由此,他进一步增加了对共产党的憎恨,日记说:“他党在内捣乱,必欲使本党纠纷、分裂,可切齿也。”但是,这一时期,他因嫡系部队作战不力和进攻武昌受挫,受到唐生智的轻视和排挤,正处于困境,对共产党还不便强硬。
  
  9月中旬,蒋介石派胡公冕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声称汪精卫回来,将被小军阀利用和他捣乱,分散国民革命的势力。蒋介石这里所指的“小军阀”,显然包括唐生智在内。蒋介石担心,汪回来,会受到唐生智等人的拥戴,成为他政治上的劲敌。蒋介石要求中共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并要挟说:“汪回则彼决不能留。”9月1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开会讨论迎汪问题。会议认为:广东政府自中派当权以来,纵容官僚、驻防军及土豪劣绅摧残农会,杀戮农民,包庇工贼,打击左派学生,苛取商民捐税,迫切需要从政治上恢复左派的指导权。目前有三条路可走:1.迎汪倒蒋;2.汪蒋合作;3.使蒋成为左派,执行左派政策。但现正处于北伐期间,走第一条路太危险,继蒋而起的李济深、唐生智可能比蒋还右;走第三条路有很多困难;走第二条路比较适宜。。会后,陈独秀对胡公冕表示:“汪回有三种好处。第一,使国民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人扩大局面;第二,新起来的小军阀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可以和缓一些;第三,张静江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陈独秀并称:中共只是在以下三个条件下赞成汪回:1.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2.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作更远大之发展;3.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案。由于蒋介石邀请吴廷康赴鄂。9月21日,中共中央与吴廷康会议,研究如何在汪、蒋、唐之间进行权力分配以避免冲突。会后,吴廷康即与张国焘赴鄂。但二人赶到时,蒋介石已经赴江西指挥作战。27日,加伦劝蒋介石请汪“出任党政”首领。在苏联顾问中,蒋介石比较相信加伦,因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常常通过加伦转达。两天后,蒋介石接到了汪精卫的来信,其中心意思是解释中山舰事件,“声明前事无嫌”。10月3日,蒋介石发出迎汪电报。内称:“本党使命前途,非兄若弟共同一致,始终无间,则难望有成。兄放弃一切,置弟不顾,累弟独为其难于此。兄可敝屣尊荣,岂能放弃责任与道义乎?”该电表示,特请张静江、李石曾二人前来劝驾,希望汪精卫“与之偕来,肩负艰巨”。从电报字面看,确能给人一种情意诚挚的感觉,但是,张静江长期瘫痪,怎么会远涉重洋向汪精卫劝驾呢?
  
  迎汪是为了抑蒋,但是,汪精卫其人,华而不实,脆而不坚,投机善变,并不是同蒋介石抗衡的理想人物。直到1927年下半年,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才痛苦地认识到这一点。
  
  二、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
  
  1926年9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之后,曾经成立过一个议案起草委员会,成员为谭延闿、孙科、李济深、甘乃光、徐谦、鲍罗廷、顾孟余等7人。从9月14日起至29日止,共开过6次会。其间,左派曾拟提出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将中常会、中政会合并,另选13人组织政治委员会,它可以包括左、中、右三派,但主席及秘书必须是左派。左派的意图很清楚,即罢免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张静江的代理主席职务。对此,张静江蛮横地表示,这次大会不能提到主席问题,不能反对蒋作主席,声言“请汪复职”,“不啻拥汪倒蒋,余誓以去就争”。会下,他又以“前方战事紧张”为理由,对鲍罗廷说:“要蒋先生辞去党政,无异反对中国革命,我们请你做顾问,并不希望你这样做的。”在张静江的逼人气势面前,左派决定退让,结果,提案委员会未能提出该案。
  
  联席会议(全名为中央委员、各省区、各特别市、海外各总支部代表联席会议)于10月15日至28日召开,出席中央委员34人,各省区党部代表52人。由于中共中央会前指示各地组织“多派可靠、赞助汪的代表去出席”,“实在不得已再派我们同志去”,因此,会上共产党人占1/4,左派占1/4强,另有一些半左派,中派和右派仅占1/4。会议主要讨论了下列问题:
  
  (一)国民政府发展案。9月9日,蒋介石曾致函张静江、谭延闿,内称:“武昌克后,中正即须入赣督战,武汉为政治中心,务请政府常务委员先来主持一切,应付大局。”18日,再电张、谭,声称:“中正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蒋介石的意图是运用党和政府的力量控制唐生智。中共中央看出了这一点,但担心国民政府迁汉后,“左派群众的影响越少,政策愈右,行动愈右”,因之,持反对态度。在讨论这一议案时,谭延闿作了说明,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工作在巩固各省基础,这种工作以首先由广东省实施最为适宜”,迁到北方将与奉系发生冲突,“目前无急迁之必要”,“与其忙于迁移,不如先把各省的基础巩固起来”。会议一致决定国民政府仍暂设于广州。
  
  (二)迎汪案。这是会上斗争最激烈的议案。事前,徐谦曾要求张静江早日发表蒋介石迎汪电,但张坚持在各议案之后再提出,并称,“汪系个人的事,不用过事张皇”。右派还扬言,要提出欢迎胡汉民案以为抵制。18日,江苏、上海、安徽、浙江4个党部将该案作为临时动议提出,内称:“当此党政发展的时候,蒋介石同志主持军事于外,一切建设政治与党务,非有能提纲挈领如汪同志者主持大计于内,不足巩固革命基础,实现党政真精神。”该案有山西、山东等25个党部附署。在此情况下,张静江才无可奈可地公布了蒋介石的电报,但又表示,不知何处可以寻汪,受到与会代表的嗤笑。会议决定推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简琴石、褚民谊5人会同张静江、李石曾即日前往劝驾。随后,江苏代表张曙时提出:此时非汪、蒋合作不可,应表示对汪、蒋同样信任,以免人家挑拨。甘乃光等附议。于是,会议又决定电蒋,“表示竭诚信任与拥护”
  
  (三)中国国民党最近政纲案。中共中央在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迎汪问题后,即指示广东区委:“极力向左派表示诚意的合作,与左派共同制定一左派政纲,给左派一行动的标准;同时又使蒋不能反对此政纲,在此政纲之下表示我们仍助蒋。”联席会上通过的“最近政纲”即体现了中共中央的这一意图。政纲共105条,对内提出:“实现全国政治上、经济上之统一”,“废除督军、督办等军阀制度,建设民主政府”;对外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重行缔结尊重中国主权之新条约”。在妇女待遇上,规定“妇女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及社会上一切地位与男子有同等权利”;在农民问题上,规定“减轻佃农田租百分之二十五”,“禁止重利盘剥,最高年利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保障农民协会之权力”;在工人问题上,规定“制定劳动法,以保障工人之组织自由及罢工自由,并取缔雇主过甚之剥削”。这是一个具有一定民主主义精神而又能为各派所接受的纲领。
  
  (四)民团问题案。当时,各地民团大都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成为镇压农民运动,威胁国民政府统治的反动武装。会上,通过了甘乃光、毛泽东等提出的《关于民团问题决议案》,规定民团团长须由乡民选举,禁止劣绅包办;不得受理民刑诉讼;已有农民自卫军的地方不得重新设立民团;凡摧残农民之民团政府须解散并惩治之等。这就为改造民团、限制民团权力提供了根据,有利于农民运动的发展。
  
  (五)执行本党纪律及肃清反动分子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曾决定向西山会议参加者叶楚伧、邵元冲、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权、林森、张知本等提出警告,责令改正,限期两个月具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认为叶、邵2人已有表示,未予议处;石瑛等8人迄无表示,均开除党籍。同时决定“本党统治之地域内,不许西山会议叛党分子居留”。
  
  (六)请办沈鸿慈案。沈鸿慈原为中山大学学生,组织反共团体“司的派”,声言“预备从广州出发,再冲锋到全省、全国去,打杀了假革命的CP”。左派学生将沈扭送国民党中央要求惩办,但张静江认为“案情并不严重”,他把持下的监察委员会则认为沈“反对CP之假革命者则有之,仍未达到反对本党之程度”,仅予警告处分。联席会议期间,广州市警察特别党部所属组织纷纷要求惩办沈鸿慈,提案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等”袒彼反革命之徒”。会议要求张静江就沈案处理作出说明,张委托陈果夫报告。在张曙时、孙科二人责问下,陈表示:“自应从严办理。”结果,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沈鸿慈的党籍,驱逐出境。
  
  会议最后一天,丁惟汾突然提出,联席会议只是中央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不能变更或推翻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如有此等错误,即是违背总章,违背总章必是无效的”。于是,发生会议权能问题的激烈质辨。吴玉章提出:“联席会议决议即须切实通过,只有第三次全国大会方有修正之权”,得到通过。
  
  联席会议以左派的胜利结束。中山舰事件后,左派士气不振。此次会上,左派扬眉吐气,屡次向右派进攻,而右派则处于防御地位。但是,由于会议未能就改组领导机关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国民党中央的权力仍然掌握在蒋介石、张静江手中,因而,左派的胜利只是局部的,并且只是书面上的胜利。
  
  三、迁都之争
  
  尽管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决定国民政府暂不迁移,但蒋介石仍然提出,希望“中央党部移鄂”。10月22日,他致电张静江与谭延闿,力陈理由,说明“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鲍罗廷本来反对迁都,但10月底,在武汉的苏联顾问铁罗尼向他写了一份报告,陈述对唐生智的忧虑,认为唐“像是一个卖弄风情(武装力量)的女人,谁给她最多,她就将自己出卖给谁”。铁罗尼说:“国民党省执行委员会缺乏力量和正确处理事务的能力。唐生智一个人控制着形势,与他对抗的只有陈公博这个懒虫和邓演达。”“必须有两或三个中央委员到这里来并且建立委员会,否则着手重大事务和树立党的权威都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张国焘也致函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说明唐生智“太聪明,野心也大,各方不满其态度”,“须请粤方速派季龙(指徐谦--笔者)来”。这样,鲍罗廷对迁都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日本和张作霖的关系紧张,清浦子爵在北京和李石曾、易培基谈判,询问国民政府能否与日本建立友好的联系,并派代表到日本会商。广东国民政府的领袖们认为,“在这日本同张作霖冲突的严重局势之下,张作霖已不敢动作”,因而消除了迁都武汉会与奉系发生冲突的顾虑,并决定派戴季陶使日。11月16日,鲍罗廷、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宋庆龄等自广州启程北上,拟经江西赴武汉调查各省党务、政务,筹备迁都。
  
  蒋介石闻讯,非常兴奋,于11月19日致电张静江、谭延闿,声称:“闻徐、宋、孙、鲍诸同志来赣,甚喜。务请孟余先生速来,中意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他还表示,在中央与政府未迁武昌以前,自己不到武汉,因为“此时除提高党权与政府威信外,革命无从着手。如个人赴武昌,必有认人不认党之弊,且自知才短,实不敢负此重任也”。同日,他接见汉口《自由西报》总编辑美国人史华之时说:“新国都将设于武昌,且将为永久之国都。国民政府由粤迁鄂,虽不能决定期限,但在最近期内,必能实现,鄙人将于两星期内,由赣赴鄂,参与盛典。”22日,他派邓演达、张发奎二人飞粤催促。26日,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重要人员及文件于12月5日第一批出发。这样,迁都问题就正式确定下来了。
  
  中共中央仍然反对迁都。11月9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远东局讨论,认为此举系蒋介石反对汪精卫回国之策,倘政府及中央党部迁至武昌,则不仅汪不能回,左派势必相随赴鄂,使广东成为“左派政权”和“模范省”的计划必将变为泡影。12月4日,中共中央致函广东区委,批评鲍罗廷“对于前方后方的实际情形都没有看清楚”,贸然主张马上迁移”。次日,中共中央在《政治报告》中指示:”万一无法阻止,亦须尽力防止弊害。”直到次年1月,迁都已成事实后,中共中央才决定支持临时联席会议。
  
  鲍罗廷等一行于12月2日到达南昌。6日晚,在庐山会谈。蒋介石报告党务、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由于缺乏准备,蒋介石自觉“语多支吾,致启人疑”。7日,继续会谈,讨论外交、财政、军事各方面的问题。其内容,据蒋介石记载:1.对安国军问题,决定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2.工运主缓和,农运主积极进行,以为解决土地问题之张本。蒋介石发言说:“只要农民问题解决,则工人问题亦可连带解决。”会议中,有人提出取消主席制,蒋介石敏感地意识到这是针对自己的,但他却立即表示附议,并进一步提出,请汪精卫回国,得到一致赞同。会议自然也谈到了迁都,这时,蒋介石还是积极主张迁鄂的。他在电复朱培德、白崇禧二人时说:“政府迁鄂,有益无损。”他并表示,在前方军事布置稍定后,也要前赴武汉
  
  12月10日,鲍罗廷等到达武昌。当时,在广东的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已经停止办公。鲍罗廷等感到,没有中央机关,许多事都无法办理。13日,孙科、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王法勤、鲍罗廷等举行谈话会。会上,根据鲍罗廷提议,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会议推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其成员除上述各人外,特准湖北政务委员会主席邓演达和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董用威(董必武)二人参加。会后,由邓演达致电蒋介石,说明临时联席会议的成立,“系应付革命需要与时局之发展”。蒋介石迟至20日才复电表示赞成。
  
  从提出迁鄂之议起,蒋介石就兴冲冲地准备去武汉执掌大权。11月24日,他在日记中曾写道:“中央党部及政府决于一星期内迁至武昌,喜惧交集。惧者,责任加重,不能兼顾广东根据地;喜者,党务与政治可以从此发展也。”这里所说的“责任加重”,显然是指他自己。现在临时联席会议居然没有他的位置,并且先斩后奏,事前居然不曾同他商量,这使他很不高兴。
  
  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第一批北迁人员为张静江、谭延闿顾孟余、何香凝、丁惟汾等。12月6日,广州各界人民在中山大学门口集会欢送。省党部代表致词称:“巍巍政府,乘胜北迁。统一全国,似箭离弦。”气氛是欢快、明朗的,人们谁也没有料到,国民革命从此进入多事之秋了。
  
  张静江、谭延闿等于12月31日抵达南昌,本来只准备停留三四天,就西上武汉,但蒋介石却于1927年1月3日,突然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与会者有蒋介石、张静江、谭延闿、邓演达、宋子文、林祖涵、朱培德、柏文蔚、何香凝、顾孟余、陈公博等人。会后通告声称:为军事与政治发展便利起见。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待3月1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驻在地后,再行迁移。关于这一次会议的情况,陈公博回忆说:“虽说是讨论,但实在没有充分讨论的机会。”4日,上项决议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上通过,随即在南昌设立中央党部临时办事处。7日,又在中央政治会议第七次临时会议决定,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以宋庆龄、徐谦、宋子文、孙科、陈友仁、蒋作宾等13人为分会委员,同时通过组织湖北省政府案,以邓演达等5人组织之。这些做法,实际上取消了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的地位。
  
  武汉方面接到南昌的通知后,徐谦、孙科曾于1月6日致电蒋介石等,询问不迁汉理由,要求暂时保守秘密,认为“如宣布,民众必起恐慌,武汉大局必受影响”。7日,鲍罗廷致电蒋介石,要求缓迁南昌。同日,临时联席会议第11次会议开会讨论。当时,正值武汉各界人民占领英租界之后,会议认为:“因人民对政府之信用,时局日趋稳定,外交、军事、财政均有希望。最近占领英租界之举,内顺民心,外崇威信,尤须坚持到底。”会议决议,国民政府地点问题,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在未决定之前,武汉政局有维持之必要。会后,陈友仁、宋庆龄、蒋作宾联合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形势,并称:“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决议,坐失时机。”10日,再次开会讨论,陈友仁提出,如果临时联席会议改为政治分会,对英交涉将立即停顿,“于外交前途殊属不利”。会议决定仍电请南昌同志莅鄂。
  
  武汉方面仍坚持原议。1927年1月12日,蒋介石偕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以及加伦抵达武汉。蒋的目的是与鲍罗廷、徐谦等人晤谈,要求在鄂中委和国民政府委员迁赣。武汉给予蒋介石以盛大而热烈的欢迎,一时间,“蒋总司令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但是,武汉的欢迎又是有原则的,目的是感动并说服蒋同意迁鄂。于是,在不同的场合下便出现了与气氛迥异的插曲。当晚,在欢宴蒋介石时,鲍罗廷犹豫再三,终于说“今日能够得到武汉,今日能够在这个地方宴会,是谁的力量呢?并不是因为革命军会打仗,所以能到这里的,乃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定下了三大政策,依着这三大政策做去,所以革命的势力才会到这里的。什么是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呢?第一是联俄政策,第二是联共政策,第三是农工政策。--以后如果什么事情都归罪到CP,欺压CP,妨碍农民工人的发展,那,我可不答应的。”第二天,鲍罗廷与蒋介石进行私人交谈,并且写一封信,和孙科一起交给蒋介石,提出迁都武汉的理由,蒋介石以为“很对”,但表示须一星期后回南昌开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他对鲍罗廷昨日晚宴时的讲话耿耿于怀,声色俱厉地要鲍罗廷指明:“哪一个军人是压迫农工?哪一个领袖是摧残党权?”并说:“现在的苏俄,各国看起来是个强国,并且还有人在世界上说你苏俄是一个赤色的帝国主义者,你如果这样跋扈横行的时候,如昨晚在宴会中间所讲的话,我可以说,凡真正的国民党员,乃至于中国的人民,没有一个不痛恨你的。”他愈说愈激动,调子也愈来愈高:“你欺骗中国国民党就是压迫我们中国人民,这样并不是我们放弃总理的联俄政策,完全是你来破坏我们总理联俄政策,就是你来破坏苏俄以平等待我民族的精神。”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本来还过得去,自此双方就都难以相容了。
  
  1月15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第十三次会议,讨论是否成立中央政治会议武汉分会一事。徐谦说明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原因和经过,认为“已无继续之必要”。鲍罗廷提出:“中央机关的权力一定要集中,不能分离,在革命过程中,如同时发生两个对等的权力机关,一定要失败。”经过讨论,决定临时联席会议“暂时继续进行”。当晚,蒋介石宴请各界代表。发言中,大家一致恳切要求,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立即迁鄂”。蒋介石无法,只能表示:“我当向中央转达,定可使各界希望能够满足。”
  
  蒋介石在鄂期间,街上已经出现“打倒蒋介石”的标语。他曾先后会见陈铭枢、何成浚、周佛海、叶楚伧等人,这些人都对武汉群众运动和中共力量的发展不满。蒋对何成浚说:“此间形势不可久留,我去矣,汝亦速去为好。”1月18日,蒋介石返赣。
  
  事实表明,蒋介石在武汉的允诺是虚假的。返赣途中,他在牯岭与张静江商量后,致电徐谦,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1月21日、22日,蒋又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致电武汉,以“中央”的名义命令联席会议毋庸继续,立即成立武汉政治分会。武汉方面再次经过讨论,回电表示:“在南昌中央政治会议未开会以前,暂不取消。”
  
  为了迫使蒋介石同意按原议迁鄂,武汉的左派们决定动员群众的舆论,并施加财政压力。当蒋介石还在武汉的时候,湖北省党部代表大会正在召开。会议发表通电,表示对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深滋疑虑”,要求蒋介石“根据前议,定鼎鄂渚。17日,发表第二号通告,指示各级党部、各团体共同通电要求。此后,省总工会、省学联、汉口市商协陆续发表通电。2月5日,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又联合呼吁全国各级党部一致电请。蒋介石承受的舆论压力愈来愈大。
  
  与此同时,宋子文则将蒋介石所需军费1300万元暂扣不发,急得蒋介石派亲信、军需处处长徐桴到武汉催领。宋子文称:“湖北财富之区,筹款本易,现政府在南昌,一人办事不动。”徐桴无奈,只好电劝蒋介石:“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2月4日,宋子文亲赴江西斡旋。群众的舆论蒋介石可以不理,但军费不能不要。8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第五十八次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至武昌。但同时决定,派徐谦赴美,戴传贤赴苏,这一决定貌似公正,而实际上是打向临时联席会议的一根棍子。至于中央全会,则被推迟到俟东南战争告一段落以后。
  
  经历重重风波之后,迁鄂之议再次定下来了。2月9日,宋子文自南昌致电武汉,说谭延闿等三数日内即可莅鄂。但日期屡变,仍不见人影。20日,南昌各界召开欢送党、政迁鄂大会。会后,仍不见人员启程,武汉方面真是望眼欲穿,21日,临时联席会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1.结束联席会议;2.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正式开始办公;3.中央执行委员会3月1日以前在武汉召开全体会议
  
  迁都之争以武汉国民党左派的又一次胜利而告一段落,但是,谭延闿等还滞留在南昌,风波并未平息。2月22日,南昌方面声明:在党部与政府未迁以前,在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名义另行办公。反应的迅速和强烈预示着更大的风波还在后边。
  
  四、恢复党权运动与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迁都之争中,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专制跋扈有了进一步的感受,为了限制其权力,他们决定开展恢复党权运动。
  
  徐谦接到蒋介石要求撤销鲍罗廷顾问职务的电报后,非常紧张,立即电邀在宜昌工作的吴玉章回武昌商议,吴玉章表示:“这不是鲍罗廷个人的去留问题,这是蒋介石对中央、对政府的蔑视,我们一定不能让步。”2月9日,部分在武汉的国民党高级干部集会,决定由徐谦、吴玉章、邓演达、孙科、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员会,“从事党权集中”。2月11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整顿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扩大党的威信,要使我们的党真正能够成为一个最高权力机关,真正能领导一切实际工作。”13日,湖北省、武昌市两党部召开会议,宛希俨提出,党已经出现了一种“危机”,“失去民主集中制性质,而具有一种独裁的趋势。这种现象,我们如果再让他继续下去,将来势必会使党和个人两败俱伤。”15日,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第九次会议,邓演达、顾孟余、张太雷、叶楚伧等30余人与会,由顾孟余报告党务宣传情形,会议通过《党务宣传要点》:1.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于党;2.统一党的指挥机关,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3.实现民主政治,扫除封建势力;4.促汪精卫同志销假复职;5.速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解决一切问题;6.以打倒西山会议派的精神,对待一切党内的昏庸老朽的反动分子,然后才能铲除党外的危害本党的官僚市侩;7.军队在党的指挥之下统一起来,准备与奉系的武装决斗。在此前后,安徽临时省党部代表团、七军政治部等纷纷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一时舆论沸腾,群情激昂。
  
  在恢复党权运动中,孙科、邓演达、徐谦尤为活跃。孙科曾激愤地对陈公博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他于2月19日发表文章,指责二届二中全会变更党章规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差不多在政治上是一国的大总统,在党务上是一党的总理”,“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邓演达也撰文指出:“国民革命的成功,总是工农的力量作主,不应再把政权操到其他反革命人们手上。”他要求大家认识目前斗争的性质,是封建与民主之争,革命与妥协之争,成功与失败之争。
  
  孙科、邓演达的文章反映出武汉国民党左派们的普遍情绪。2月22日,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21日扩大联席会议的要求,召开二届三中全会。23日,发表“中国国民党党务宣传大纲”,不点名地指责张静江以监察委员代理常务委员会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使党的意志无由表现,造成“朕即国家”的状况。次日,武汉三镇15000人集会,拥护恢复党权运动。会议由董必武主持,徐谦讲话提出“一切军事、财政外交,均须绝对受党的指挥”。会上第一次喊出“打倒张静江”的口号。下午续开庆祝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在鄂办公及上海大罢工示威大会,到会群众达20万人。
  
  尽管武汉的恢复党权运动如火如荼,左派们也义愤满腔,但是始终没有正面批判蒋介石,并且仍然期望他勒马回头。2月5日,根据邓演达的提议,派陈铭枢、谢晋2人,携带26人的联名信件和拟在二届三中全会上讨论的各种提案前往南昌,和蒋介石商量,同行者还有蒋介石派到武来刺探情况的陈公博。
  
  对武汉左派的恢复党权运动,蒋介石恼怒异常。2月19日,他在南昌发表演讲,自称是“本党的忠实党员”,“总理忠实的信徒”,“如果中正想成为一个独裁制,把持一切,操纵一切,如果中正有这样要做一个军阀的倾向,岂但本党各同志可加中正以极严厉的处分,中正随时都可以自杀的”。他又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两天后,他再次发表讲演,声称:“联席会议是没有根据的,如要提高党权,就要取消汉口的联席会议。”还说:“我以为只有徐谦是独裁制,他以没有根据的汉口联席会议,自居主席,不受党的命令,这才是独裁制。”讲话中,他一方面表白:“中正并不会反对共产党,中正是向来援助共产党的。”但又说:“如果今日左派压制右派,那我要制裁左派;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我有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这些讲话,透露了他心中隐藏的杀机,预告了他要采取某些行动。但是,这一时期,蒋介石的财政问题还未解决,不具备和武汉左派彻底决裂的条件。因此,在谢晋等人到达南昌后,他的态度不得不作某种“转变”。
  
  在听取陈公博的汇报后,蒋介石即命陈替他起草拥护中央的通电。2月27日,他发表《对党务宣传大纲宣言》,虽然语中含刺:“个人之左右,固须严防;党团之操纵,尤须注意”,但还是表示,希望各同志“一致接受”。28日,蒋致电宋子文、孙科,声称“各同志所拟提案,皆中正夙昔主张,完全同意,深望党中同志共体党之存亡,一致团结”。他要求二届三中全会延期一星期召开。武汉方面接受蒋介石的意见,随即决定将会议延至3月7日。
  
  3月3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开会讨论二届三中全会问题。谢晋和谭延闿有交谊,此时谭已为谢晋说动。何香凝、陈公博等也都主张赴鄂与会。经长时间讨论和诸人苦劝,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全体在赣委员6日启程,但第二天,蒋介石随即表示,通电服从中央并非他的“本意”。他再次要求会议展期,表示谭延闿等5人可以先行,自己须待朱培德去樟树镇检阅军队后一起动身。5日,在为谭延闿等饯行时,蒋介石慷慨地表示:“党部、政府迁鄂,南昌同志誓拥护到底。”但又说:“他们能等我,等到3月12日开会,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
  
  3月7日,谭延闿、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到达武汉,随即被接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场。谭延闿称,蒋介石、朱培德11日可到鄂,要求稍等一两天,“候其亲来,则两方意思可以调和”。李烈钧则表示:“希望国民革命早日成功,同志捐除意见。”徐谦报告了联席会议的成立经过,说明中山舰事件以来,党出现了迁就军事的不正党现象,他说:“为今之计,须赶紧纠正。此非对人问题,乃改正制度,使革命得最后之胜利而已。”会议就是否等候蒋、朱二人,延期至11日召开进行讨论。彭泽民、吴玉章、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顾孟余等认为到会人数已足,不能再延,一致要求当日正式开会。彭泽民说:“现在口号打倒独裁,打倒个人专政,因蒋、朱又不能来,而再展期开会,岂不犯了个人独裁之嫌吗?”吴玉章说:“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若一展再展,诚属非计。”此后,会议就是否已足法定人数进行讨论。谭延闿与吴玉章针锋相对,会议气氛顿形紧张。在主席询问是否付表决时,李烈钧宣布退席,致使会议气氛更形紧张。为了圆场,会议采纳徐谦建议,将当日会议作为预备会。
  
  二届三中全会筹备期间,陈铭枢准备利用第十一军的力量发动政变,逮捕与会的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人,但由于邓演达、唐生智防范严密,未敢动手。6日,陈铭枢声称“到外国一换环境,兼补充革命学识”,辞去武汉卫戍司令及第十一军军长职务,潜往南昌。同日,邓演达、唐生智召集十一军官兵谈话,均表示“绝对服从党”。
  
  3月10日至17日,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共通过决议案二十项,宣言及训令三份,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一)充分肯定了“临时联席会议”成立的必要及其工作成绩。会议明确指出,该会“系适合革命利益,应付革命时机,代表中央权力之必要组织”,认为它领导群众进攻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因而大大提高了国民政府的权威。这就针锋相对地否定了蒋介石对“临时联席会议”的指责。
  
  (二)恢复和提高党权,采取了防止个人独裁和军事专政的新集体领导体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以后,党内实行主席制,蒋介石借此集权于一身,凌驾于全党之上。此次会上,主席制成为集矢对象。徐谦批评其“只见个人权利,不见党的威权”。孙科称:“以主席为唯一领袖,并且兼为军事领导。此种封建思想对于党内党外皆有影响,渐次便成独裁制度。”江苏省党部代表张曙时与安徽、直隶、山西、河南4省党部代表联合提出《请取消主席制度案》,认为“有主席一日,党内就一日不宁,革命前途有很大之危险”。会议通过的《统一领导机关案》确定不设主席,在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前后,由常务委员会“对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同时设立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审议政治问题,议决后“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国民政府执行”。军事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中的高级军官和不任军职的中央委员两部分人组成,其中7人为主席团;主席团之决议及命令,须有4人签名方能生效;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军长等,须军委会提出,由中央委员会任命。为了防止个人干预外交,会议通过的《统一外交决议案》规定:党员不得擅自变更外交主张,或直接、间接与列强接洽任何事宜;政府职员不得私自与帝国主义接洽或进行秘密交涉;所有外交人员均由外交部直接任免。为了防止个人干预财政,会议又通过《统一财政决议案》,规定“集中各省财政管理权于财政部”。此外,为了改变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培植私人势力的状况,会议还采纳彭泽民的意见,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均改校长制为委员制。
  
  (三)坚持并重申国民党一大所确定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会议通过的《对全国人民宣言》提出:“要用种种方法继续援助工人、农民和城市一般民众的革命运动及改良他们本身生活的争斗。”《宣言》表示,将设立农政部及劳工部,“实现本党的农工政策”。在讨论中,孙科说:“革命根本问题为农民解放问题。中国人民中百分之七、八十为农民,如农民解放运动做不到,国民革命即难成功。”邓演达说:“乡村农民之兴起,参加政治斗争,打碎封建思想,其结果非常伟大。”他热情肯定了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农民运动的成绩,认为“如旁观或制止即系自杀”;主张由大会宣言,“令农民放胆去做”。会议除通过《农民问题决议案》外,又通过了《对全国农民宣言》。《农民问题决议案》提出了当时应立即实行的10条事项,如:建立区乡机关、设立土地委员会、在本年内完全实行减租25%、依法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的土地财产,明令禁止高利盘剥等。《对全国农民宣言》肯定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之活动,在农民威力之下,完全消灭”;使农村政权转移到农民手中。《宣言》表示,为保障胜利,农民“应得到武装”,“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农民问题决议案》与《对全国农民宣言》均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提出,又经会议指定徐谦、恽代英、王法勤、邓演达、吴玉章、詹大悲、顾孟余、邓懋修、毛泽东9人组成审查委员会修订,其中不少观点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相一致,显然有他的手笔在内。此外,为了镇压农村反动势力,会议还批准了董必武代表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与《湖北省审判土豪劣绅暂行条例》。
  
  (四)否定非法选举,打击了右派势力。1926年12月,广东省党部召开代表大会,选举省党部执行委员。在陈果夫操纵下,以中央名义指定若干人加入预选,然后再以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名义圈定15人,结果,使右派当权。其后的江西省和广州特别市党部选举都存在类似情况。为此,会议不顾陈果夫的抗辩,通过了张曙时等人的提案,指出上述选举“违背总章,应由常务委员会令其从速改选”。会议并接受暹罗支部控告,批评右派萧佛成的言论与行为,决定停止其中央委员职权,解除其在暹罗的一切职务。
  
  (五)改选中央常务委员、各部部长、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了新的党、政领导机构。蒋介石虽然还担任常务委员、军事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四项职务,但已从权力高峰上跌落下来,而汪精卫的权位则大大提高。
  
  3月20日,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举行就职宣誓。至此,新的一届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二届三中全会似乎功德圆满了。
  
  二届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一次空前的胜利。它完成了1926年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未能完成的任务,纠正了二届二中全会所作出的许多错误决定,从新右派手中夺回了党权和政权,其意义重大。但是,兴高采烈的左派们很快就发现,他们的胜利远不是巩固的,因为蒋介石还掌握着军权。当纸上的宣言和决议与枪杆子发生矛盾的时候,前者显然不能与后者较量。
  
名仕亚洲手机登录,  还在迁都之争初期,鲍罗廷曾对李宗仁说:“绝不能再让蒋介石继续当总司令了。”他曾试图动员李宗仁取蒋自代,遭到拒绝。3月下旬,武汉政府又曾密令第六军军长程潜逮捕蒋介石,再遭拒绝。4月5日,武汉政府决定废除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建立集团军,任命蒋介石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朱培德为预备队总指挥。杨树庄为海军总司令。这是武汉政府削弱蒋介石军权的重大措施,但是,已经没有实际效用。一周之后蒋介石就利用他掌握的军权,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职工退休、退职,子女顶替参加工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项行之有年的劳动就业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子女顶替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变化。这种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促进就业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根本上说,它并不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有效办法。80年代末期,随着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公平、竞争、择优就业观念的深入人心,这一历史性的就业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子女顶替,又称接班顶替,是指父母退休、退职后,由其子女办理手续,顶替空下来的名额,进入父母原工作单位上班。这种方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招工的一种重要方式,也是当时几乎人人耳熟能详的社会现象。虽然顶替制度在当时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问题,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市场化,这种制度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随着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公平、竞争、择优就业观念的深入人心,80年代末期,这一历史性的就业制度退出历史舞台。然而,近年来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尤其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的失业群体日益扩大。在这种形势下,当前社会上又出现了恢复父母退休、子女顶替就业的呼声参见《迅速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几个简单办法》中华网论坛2008年12月31日。该文认为办法之一,就是“在最近五年期限内,重新沿用过去的‘父母离退休后可由子女顶替’的政策笼络住暂时在家失业人员的不满情绪,因能够因此稳定当前在职工人的工作责任心和责任感”。
  
  子女顶替制度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劳动就业制度。自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子女顶替制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变化。然而目前史学界对这一制度的研究甚少。这一制度究竟在什么样的背景下缘起并演变为在全国干部、职工中大规模实行?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它又如何被废除而退出历史舞台?目前形势下这种制度能否再度恢复实施?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对这一制度的来龙去脉作了初步梳理,并尝试对以上问题作出较准确的回答。
  
  一、子女顶替就业制度的形成   
  子女顶替就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劳动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是在新中国劳动制度建立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早对子女顶替问题作出规定的是劳动保险的有关文件。1953年1月26日政务院劳动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该草案第六章“关于死亡待遇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工人职员因工死亡或因工残废完全丧失劳动力,其直系亲属具有工作能力而该企业需人工作时,行政方面或资方应尽先录用。”这项规定中的子女顶替就业,只适用于因公死亡或因公残废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这是当时党和国家关心职工生活,加强对职工的社会保障而规定的一项劳动福利措施。
  
  允许职工退休后招收其符合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是1956年1月14日劳动部发出的《关于年老体衰职工以其子女代替工作问题复轻工业部的函》中首次提出的。针对解放前遗留的轻工企业年老职工较多的实际情况,为鼓励年老体衰或常年有病不能坚持正常生产的工人退休,劳动部同意这些企业劳动力不足,按规定手续经批准从社会招用工人和职员时,可适当吸收退休后生活确有困难的职工的子女参加工作;对一些年老体弱已够退休养老条件的职工的子女,确实符合企业需要条件,又在当地城市中有户口者,可以顶替工作。但不宜形成一种制度刘嘉林、毛凤华等编著《中国劳动制度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2页。。可见,这是仅在轻工行业中实行的一项特殊招工政策和权宜性的照顾措施,一般只是在招工中给予适当照顾,职工退休、子女顶替还没有形成制度。
  
  1956年我国国民经济迅速发展,各行各业都大量增员,以至国营企业、事业单位招收的职工大大突破当年的劳动力发展计划(原计划1956年增加职工84万人,实际增加815万人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第8页。),也超过了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劳动力的需要量。这样,中央强调“今后要有计划地安排劳动就业,精简机构人员”。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劳动就业和精简机构问题的意见中,提出要贯彻执行退休制度和新学徒制度,“为着鼓励年老职工退休,可以采取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吸收他们的子女就业的办法”《中共中央转发周恩来同志在八届三中全会上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1957年10月24日)。。到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要求压缩城镇人口,大量精减职工,减少商品粮供应。根据中央指示,我国从1961年至1963年开始进行了大规模精减职工的工作。在这一工作中,职工退休、子女顶替参加工作作为鼓励城市中老、弱、残职工退休的一种政策全面实施,并逐渐作为一种就业制度确立、延续下来。
  
  在精减职工工作中,中央一再强调要妥善安置各单位都存在的大量老、弱、残职工。1962年2月,中共中央在一项关于精减工作的决定中指出,各单位的老、弱、残人员,合乎退休条件又自愿退休的,可以退休回家;有些可以调做轻便工作或者参加本单位的农业生产;一些不能作上述处理的,暂列编外,仍归本单位按照国家统一规定负责安置。中央责成内务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和提出统一安置编外的老、弱、残人员的办法《中央关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七百万人的决定》(1962年2月14日)。。为了鼓励老、弱、残职工退休,中共中央提出了允许子女顶替工作的办法。10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规定在今后城市减少职工工作中,“年老退休的职工,家庭生活困难的,允许子女顶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1962年10月6日)。。
  
  根据中央精神,1963年3月,劳动部、内务部、全国总工会制定了《关于安置和处理暂列编外的老、弱、残职工的意见》,以允许子女顶替就业的办法解决老、弱、残职工退休、退职的后顾之忧。《意见》指出:“原来久居城市的老、弱、残职工,如果退休、退职后家庭生活有困难的,原单位可以在编制定员人数以内,吸收他们合乎条件的、居住城市的子女参加工作(矿山井下工人和森林采伐工人的子女,不论居住城市或者农村,在定员以内都可以吸收),动员本人退休、退职。以上办法,不适用于继续留编制以内的老、弱、残职工。”4月1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一意见,要求各地方、各部门进行试点。《国务院批转劳动部、内务部、全国总工会关于安置和处理暂列编外的老、弱、残职工的意见》(1963年4月1日)。中央还要求各地至迟在年底以前“将试点中的问题和意见,报告上述三个部门(指劳动部、内务部、全国总工会),以便对原来所提的办法进行修改,正式下达执行”《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1963年7月31日)。。
  
  在精减城市职工工作中,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弱、残职工的安置处理,是一项关系广大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而复杂的工作。各地的试点工作证明,实行职工退休、子女顶替政策,既能够使企业职工以新换老、以强换弱,有利于生产;又能够使职工的子女得到妥善安排,使退休职工的生活较有保障,有利于减少安置处理工作上的阻力。为此,中央决定放宽子女顶替的条件。
  
  1964年3月,综合一年来的试点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下发劳动部、内务部、财政部、全国总工会《关于老、弱、残职工暂列编外以及安置处理工作的报告》,确定放宽老、弱、残职工退休、退职以后子女顶替工作的条件。首先,完全或者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需要做退休、退职处理的老、弱、残职工,不论暂列编外与否,凡是他们家居城镇合乎条件的子女和其他赡养亲属,都可以顶替;其次,矿山井下工人、林业采伐工人、地质勘探工人、盐场工人和其他能够迁回农村居住的职工,在退休、退职以后,他们家居农村的合乎条件的子女和其他赡养亲属,也可以顶替。而且,无论定员是否已满,都可以进行顶替,但是由于顶替而超过定员时,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和地方劳动部门,应当按照劳动计划统筹安排,将多余的职工调剂到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去,以免浪费劳动力《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劳动部、内务部、财政部、全国总工会关于老、弱、残职工暂列编外以及安置处理工作的报告》(1964年3月29日)。。这一文件确定了这一时期老、弱、残职工退休、退职以后子女顶替政策的基本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子女顶替就业政策的实施范围还扩大到了“生活困难”的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规定: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退休或请长假后,一般不宜由其子女顶替工作,“但其中个别生活确有困难的,可以仿照职工办法,允许其子女顶替”《劳动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退休或请长假后可否由子女顶替工作的意见》(1963年2月9日)。。这样,职工退休、子女顶替作为一种制度在全国普遍实施,成为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劳动制度的一项基本内容。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多数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而且退休、退职被污蔑为“半截子革命”,结果造成一大批已具备退休、退职条件的人员得不到妥善安置。正常的退休、退职工作被中止,子女顶替工作也陆续自行停止。
  
  子女顶替就业政策的再度恢复是在1973年。为了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出现的问题,6月至8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即中发〔1973〕30号文件),明确指出可以按照国家计划在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招生、征兵、提干。并规定:“矿山井下、野外勘探、森林采伐等行业补充减员时或按国家计划增加工人时,可由退休的职工子女顶替,或者从本单位职工的子女中招收。”《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附件一《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1973年8月4日)。根据这一文件精神,1974年国家计委又将子女顶替就业范围扩大到盐业生产工人子女《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盐业生产工人子女顶替问题的复函》(1974年7月29日)指出:盐业生产工人的子女顶替,可以参照中发〔1973〕30号文件精神执行。。这样,子女顶替就业政策在矿山井下、野外勘探、森林采伐和盐业这“四大行业”得以恢复。但一些城市在补充自然减员试点工作中,突破了“四大行业”的限制。如1974年哈尔滨市进行补员试点工作中,有84个企事业单位退休退职职工9074人,子女顶替5982人,占65.9%《黑龙江省志》第68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0页。。1976年至1977年,该市办理顶替手续的知识青年达3万人《哈尔滨市志》第23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8页。。
  
  总体上看,自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子女顶替政策的实行,只适用于企事业单位工人退休、退职,还没有推广到干部退休、退职;而且这一时期我国工农业生产落后,生活资料增长比较缓慢,给安排劳动就业和改善人民生活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这样子女顶替工作的实施规模有限。这一制度的大规模推广,是从70年代末开始的。
  
  二、子女顶替就业制度的大规模推广   
  20世纪70年代末,子女顶替制度的大规模实施,是在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城镇就业形势极其严峻的形势下,为了推进解决待业青年就业问题而采取的一种手段。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解决城镇青年就业的主要出路。据统计,从1962年至1979年末,全国累计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多达1776.48万人《1961—1979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转引自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第301页。。十几年中知识青年下乡工作积累了很多问题,粉碎“四人帮”之后,知青工作已成为五个“老大难”问题(知青、劳动、工资、物资、物价)中的首要问题。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召开,根据新时期的总任务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调整知识青年问题的工作方针和政策。首先改变过去城镇中学毕业生“以下乡为主”的方针,允许大部分中学毕业生留在城市升学和就业;同时放松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因病、因家庭困难返回城市的限制,并宣布对广大知识青年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积极妥善地予以安排,这给知识青年带来了返城的希望。此后,大批知青开始返城。1978年末在乡知青共有606万人,1979年一年就回城414.6万人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第195页。。到70年代末,90%以上的知青返城,加上原有待业的和新成长的劳动力,城镇待业人员总数达到了1500万程连升:《中国反失业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
  
  当时,国家的整个经济形势还比较困难,“统包统配”20世纪50年代,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在向单一全民所有制过渡过程中,我国逐步形成了“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即城镇劳动力统由国家包揽就业,用行政手段实行“统一计划、统一招收、统一调配”。这一制度对于新中国初期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400万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对于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稳定政治局势曾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制度堵塞多种就业渠道、制约劳动者积极性等弊端渐趋突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积极稳妥地改革统包统配制度,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就业制度已很难解决他们的就业,各大中城市无不受到沉重的就业压力。由于一时难以提供如此众多的就业岗位,1979年前后,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相继发生回城知青、城镇待业青年集会、游行、请愿和哄闹政府机关的事件,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千方百计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成为党和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头等大事。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讨论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座谈会的讲话中,强调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他指出:“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要广开门路,多想办法,千方百计,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5、196页。这个讲话,为解决城镇青年就业问题指明了方向。即解决待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改革过去“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但是劳动就业制度的改革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为了减轻沉重的就业压力,党和政府不得不多方努力。
  
  在这种形势下,职工退休退职、子女顶替参加工作开始作为缓解城镇青年就业压力的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如前所述,“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常的退休、退职被中止,到“文革”结束时,企业职工应退而未退者达200多万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60多万人,何玉长:《当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变迁》,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使得企事业单位职工日益老化。为了妥善安置退休职工的生活,并促进工人队伍的更新,1978年6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大力推进干部、工人的退休工作。结合当时城镇严峻的就业形势,《暂行办法》规定工人退休、退职后,“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或多子女上山下乡、子女就业少的,原则上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招收的子女,可以是按政策规定留城的知识青年,或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可以是城镇应届中学毕业生。可以允许一名子女顶替参加工作。”“家居农村的退休、退职工人,应尽量回到农村安置,本人户口迁回农村的,也可以招收他们在农村的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国务院关于颁发〈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的通知》(1978年6月2日)。。
  
  此后,各地均按照国务院的规定制定了招收退休、退职工人子女参加工作的暂行办法。1979年7月,国家劳动总局对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退休后子女参加工作问题也作出规定,指出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现在是工人的,退休后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国家劳动总局关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退休后子女参加工作问题的复函》(1979年7月24日)。。1980年6月,国家劳动总局等有关部门又将《暂行办法》的精神推广到军队编内工人,指出:军队编内工人退休退职后,如果生产(工作)需要,可以择优招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国家劳动总局、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做好军队编内工人退休、退职工作的通知》(1980年6月18日)。。这样,子女顶替就在全国各地各部门、各行各业的工人退休工作中广泛实行。同时,随着拨乱反正的进行,在落实政策工作中,规定“文化大革命”非正常死亡人员、战备疏散复工复职人员和历年冤假错案平反人员,允许招收他们的一名子女参加工作。这样80年代初,子女顶替就业达到高峰。
  
  据统计,从1978年至1983年,五年内全国办理退休、退职的职工共有1220万人,其中子女顶替约900多万人,占退休退职人数的80%《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52页。。从各地顶替人员的来源来看,返城知识青年占了相当的比重。如上海市自1978年10月至1983年11月,全市职工退休退职共66万人,子女顶替578769人,其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322999人,所占比重达55.8%《上海劳动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61页。。广州市1976年至1980年,共顶替83095人,其中知青43489人,占总数的52.3%《广州市志》卷九(上),第278页。。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职工退休退职、子女顶替制度的普遍实施,一方面使年老退休职工得到了妥善安置,另一方面促进了劳动力更新,提高了工人队伍素质,对提高劳动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最重要的是,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减轻城市就业的巨大压力,拓宽上山下乡知青返城途径,维护社会的安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因如此,子女顶替政策在当时受到了广大职工的欢迎如《人民日报》报道:首都机械厂从1970年起组织职工家属参加生产劳动,曾创办五个家属生产连,共400多人。他们生产的台式电风扇等产品质量好,销路广。但是,参加生产的家属年龄越来越大,干活感到吃力,而有些人的子女却在家里待业。经上级批准,该厂对家属生产连进行了整顿,对年老体弱的家属实行退休制度,对退休家属工的待业子女优先吸收入厂。到1980年4月,已有34名待业青年顶替了退休的父母。这种做法,“受到职工群众欢迎”。参见《人民日报》1980年4月1日。。
  
  三、子女顶替工作中的问题及纠正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子女顶替工作的开展,各地在执行该项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问题。
  
  其一,不少地区在国家职工子女顶替政策基础上,自行规定干部退休、退职时,也招收其一名子女参加工作,扩大了顶替的范围。
  
  由于1978年6月《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对干部退休、退职后照顾招收子女问题未作具体规定,有的省在执行中就将工人退休、子女顶替政策适用范围扩大到党政机关、群众团体、文教卫生等事业单位的退休、退职干部,办理了干部退休和照顾招收子女。如江苏省规定:党政机关、人民团体的干部退休后,可照顾招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就业;子女是农业人口的,在退休、退职干部户口迁回农村后,办理招工手续;科研、教育、卫生等部门确有真才实学,相当于工程师、讲师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因工作需要暂不退休,经市、县劳动、人事部门审查报省批准后,可以照顾招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就业,待本人退休后,不再照顾招收子女。1980年年底,这一规定又扩大到离休干部。《江苏省志·劳动管理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2~33页。当时黑龙江、吉林、贵州、湖北、山东、福建等省均实行了类似办法。这样就使子女顶替就业在很多地区成为广大干部、职工中的普遍现象。
  
  由于干部的情况和工人不同,允许招收离休、退休、退职干部的子女进入科研、教育、卫生等系统就业,使这些系统的技术水平明显下降。以重庆市教育部门为例,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市通过子女顶替的办法,吸收了5000多名教师,其中多数人由于没有受过应有的教育,“顶不起”父母所担任的教学工作,给教学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人民日报》1980年11月5日。。再如,吉林省不少医疗部门的壮年职工提前退休,让子女顶替,使医疗卫生系统的技术水平明显下降。以致吉林省人民政府不得不下发文件,强调不得任意降低退休条件,并严格控制非技术人员进入卫生系统。《人民日报》1980年12月18日。
  
  其二,顶替工作中出现了大量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违反纪律和政策的情况。
  
  《暂行办法》第一条规定:“男年满五十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退休;第五条规定:“不具备退休条件,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应该退职。”由于在实践中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这一条不好掌握,许多不符合退休、退职条件的干部、职工,包括相当一部分工作和生产上的骨干,为了尽快让子女就业,设法取得假的患病证明,提前退休或借故退职。如从1980年到1982年初,在南京电子管厂的退休职工中,有40人持有医院的“癌症证明”。经省卫生厅、省和南京市劳动局等有关部门联合调查核实,这40人中只有1人患有癌症,其余39人的癌症都是假的《人民日报》1982年3月25日。。这种做法,不仅败坏了医院的声誉,而且干扰了职工退休政策的贯彻执行。
  
  而且,有些人为了提前退休或退职让子女顶替,有的更改户口,有的虚报年龄;少数人甚至进行非法交易,买卖顶替名额,滋长了不正之风。还有些部门和单位在执行过程中没有严格执行《暂行办法》的规定,致使一些未到用工年龄,甚至在校学习和在部队服役的子女都顶替参加工作,一些不符合用工条件的职工子女,不符合招工条件的职工子女,甚至盲、聋、哑、残、呆傻青年或精神病患者顶替进入了用工单位。例如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979年以后顶替进厂的职工子女185人中,有23人有劣迹行为,多数身体状况不佳,约50人患有癫痫病、心脏病、高度近视等慢性疾病。这些行为,严重地影响了职工队伍的素质,并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不满。有人痛心地说:“退掉一大批财富,接进来一大批包袱。”《关于第一汽车制造厂职工队伍状况的调查》(1982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编《当前我国工人阶级状况调查资料汇编》(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54页。
  
  其三,职工提前退休又带来了诸多方面的的消极后果。   
  第一,一部分生产骨干技术纯熟的老工人提前退休,使职工队伍的技术水平下降,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据统计,1978年至1981年,上海市共退休职工63万人,其中有22万人是提前退休的,占总数的35%胡焕庸主编《中国人口·上海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353页。,使生产受到一定影响。第二,有些提前退休的技术工人又因工作需要被工厂请回,补发20%的工资照旧工作,以致在职职工的编制进一步扩大,不利于待业青年的安置,也违背了国家制定子女顶替就业政策的初衷。第三,有些退休工人被高薪聘到一些集体企业,其工资比在职职工高出很多,影响在职职工的思想情绪。仅据上海灯泡三厂、工业玻璃工厂、精益模具厂、玻璃机模厂、器皿模具厂、玻璃搪瓷铸造厂、搪瓷机修厂等7个单位统计,在1979年退休的职工中,有近百名通过各种渠道到江苏、浙江、上海郊区等地的社办工厂,担任技术指导、顾问、采购员等工作。社办工厂除了补足退休金的工资差额外,还发给营养费、车船费、加班费等,每个月少的五六十元,一般的七八十元,最高的百余元,和退休金加起来,大大高于退休前的收入水平。《人民日报》1979年8月28日。在职与退职职工收入悬殊,不利于企业内部的安定团结。
  
  为了纠正子女顶替就业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1981年11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严格执行工人退休、退职暂行办法的通知》,要求按照《暂行办法》的规定,严格掌握退休、退职的条件,对伪造证件退休、退职的,要追究本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情节严重的,应给予适当处分。同时要求必须加强对于退休、退职工人的聘用管理,指出工人退休以后,一般不要留在原单位继续工作,其他单位如果确实需要聘用有技术和业务专长的退休工人做技术和业务指导的,必须由原发退休费用的单位、聘用单位和退休工人三方签订合同,并报当地劳动部门批准后,方能聘用。《国务院关于严格执行工人退休、退职暂行办法的通知》(1981年11月7日)。
  
  这一通知下发后,各地立即着手贯彻落实,对职工退休子女顶替进行清理整顿。如大连市1982年1月以后,辞退了不应该再受聘的退休、退职职工7300多人,相应安置了待业青年3026人;再受聘退休职工取得的补贴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同时,严格了职工因病残退休、退职的审批手续,全市每月办理病退的职工数下降为整顿前的1/20,从而进一步增强了职工队伍的稳定和团结。王金元:《大连市加强对重新受聘退休人员的管理》,《中国劳动》1982年第11期。
  
  1983年9月3日,国务院又颁发了《关于认真整顿招收退休、退职职工子女工作的通知》,对1978年的《暂行办法》作了一些修改补充:(1)对因病提前退休的工人,或不具备退休条件而退职的工人,在他们退休、退职时,不再实行招收其子女参加工作的办法。(2)对正常退休的工人,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或子女就业少的,原则上可以招收其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其中家居农村、户口迁回农村的退休工人,可招收其在农村的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但招工时均须经过德智体全面考核,凡在招工中已经实行劳动合同制的地方,招收退休工人子女时,应该实行劳动合同制。(3)对前几年招收进来的退休、退职职工的子女,要认真进行一次检查和考核。凡是呆、傻、精神病患者,以及明显不符合招工条件的,应当进行清退;本人基本符合招工条件、但不能适应现任工作需要的,要给以培训,经过培训仍不能适应工作需要的,特别是文教、卫生部门的人员,由当地劳动人事部门会同主管部门给予调整,另行安排工作。(4)各地自行规定的招收离休、退休、退职干部的子女参加工作的办法,应立即停止执行。《人民日报》1983年9月9日。
  
  根据国务院精神,各地制订了相关办法,对干部、工人退休、退职以及招收子女工作进行大检查,大力整顿、纠正子女顶替工作中的问题。首先,基本上从1983年9月1日起,各地对提前退休、退职的职工和干部退休、死亡的,一律不办理顶替。如1983年9月10日,上海市劳动局向各局、区、县发出通知,对因病提前退休的工人,不具备退休条件而退职的工人以及退休、退职的干部,从9月9日起不再实行招收其子女参加工作的办法。9月8日以前正在办理审批手续的,就地冻结。其次,对1978年6月2日后招收的职工子女进行检查和考核,并对不符合招工条件的职工子女,予以清退。如截至1983年11月上旬,贵州全省共查出不符合退休、离休条件的干部4024名,其中已回来继续工作的3993名,占应纠正人数的99%,不符合顶招条件的子女4112名,已辞退4058名,占应纠正人数的98%《人民日报》1984年2月6日。。再次,各地还陆续改革了退休职工子女顶替办法,实行统一考试择优录用。如1983年9月,山东省人民政府规定:今后子女顶替由当地劳动部门负责考核,统筹安排;已实行劳动合同制的市、县或单位,招收的职工子女也实行劳动合同制。1984年沈阳也有3000多名退休职工子女参加考试,合格者陆续走上工作岗位《人民日报》1984年12月6日。。
  
  整顿招收退休、退职职工子女的工作,是为了克服子女顶替中的问题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也是劳动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经过整顿,子女顶替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得到纠正,但是随着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推进,这种带有世袭色彩的就业制度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最终导致它退出历史的舞台。
  
  四、子女顶替就业制度的弊端暴露及其废除   
  1984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推进阶段,改革开始涉及到经济的所有方面。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些制度越来越不合时宜,子女顶替就业制度也愈益暴露出深层次弊端。
  
  第一,子女顶替违背了择优录取的用工原则,影响企事业的长远发展。
  
  早在1978年4月22日,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出了“择优录用”的招工原则。他针对招生、招工制度中的弊端明确指出:“今后,不仅大中学校招生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而且各部门招工用人也要逐步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择优尽先录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6页。然而在顶替制度下,工厂对顶替进来的子女没有选择的余地,无法择优录用。许多单位在招收时不进行考核,将一些不符合招工条件的人录用,降低了工人队伍的素质。而且很多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了病残者、学业极差者、经过劳教并无明显转变的失足者顶替进厂,使企业职工素质下降。如仅北京汽车制造厂三年中共录用失足青年40余人,有些人进厂后旧病复发,其中一人再次被送去劳教。洛阳耐火材料厂的模型车间,100人左右,就有3个痴呆,都是顶替进厂的。全厂低智能、痴呆的十几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无异于背上了包袱。参见《人民日报》1986年11月9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青年问题研究组《顶替就业政策及其影响——北京市部分企业施行顶替的调查》《青年研究》1982年第10期。
  
  第二,子女顶替造成就业机会不均等,违背了社会公平的基本原则。
  
  实施子女顶替政策,确实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就业容量。但是子女顶替所引起的这种就业机会是以“一顶一”或子承父业的“世袭”形式出现的,就业机会只为退休职工子女提供,对全社会提供的就业机会却是不均等的,使不少青年失去了平等选择职业的机会。这就挫伤了一部分青年的积极性。符合顶替条件的高呼“爸妈万岁!”不能顶替的情绪低沉。他们认为,表现好还不如父母好,造成人心浮动。
  
  第三,子女顶替对学校教育、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产生了消极影响,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职工退休子女顶替政策实施后,“读书无用”的思想在一部分学生中重新抬头,学校教育受到很大影响。例如,据天津市文教委员会教育处统计,1979年,在天津市区中学生中,因父母退休,中途退学参加工作的达22505人。这一状况发生后,天津市有关部门虽然三令五申,只有待业青年才能顶替,任何部门不得招收在校学生;学校要对全体学生负责,不得随便给学生开退学证明。但一些学生为了取得顶替资格,不经学校同意,擅自离校。由于没有退学证明,工厂拒绝接收,他们就长期“漂”在社会上,成了“流浪生”。仅市内6个区,这样的“流浪生”就有13700多人。《人民日报》1980年8月7日。这种情况,极大地影响了教学秩序和教育质量。
  
  在顶替制度下,有顶职机会的子女把顶替进厂当工人作为最高目标去追求,因此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不认真读书学习,甚至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对于不少人来讲,读读书,然后等着接父母的班,这是人生最天经地义的事了。“过去只看行老几,现在只看父母五十几”;“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老爸爸”。这种价值观无疑影响了人的全面发展。
  
  有些工人为了让子女顶替,千方百计托人情、走后门,请客送礼、拉关系;少数人甚至进行非法交易,买卖顶替名额,从而造成不健康的社会风气。一些职工退休心切,领导批准则罢,不批准就闹,增加了不安定因素。有些家庭出现了子女逼迫父母提前退休或退职的现象,这些都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的深入,子女顶替制度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1978年以来,我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经历了由表及里的过程。也就是说,我国解决就业问题,首先是从“广开就业门路”开始的。1978年2月1日,邓小平在听取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提出了“广开就业门路”的设想。他指出:“真正解决下乡知青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工业发展。重工业发展以后,是不是开辟一些就业门路,比如轻工业、服务行业,都可以用一些人。资本主义国家服务行业可以用很多人,我们用的人很少。又比如发展旅游事业,可以用很多人。对多余人员的出路要多想些办法,只能靠自己多开辟门路。全国都要研究有什么门路容纳这些劳动力的问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61~262页。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劳动就业问题是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要广开就业门路,要在全国大、中城市办好劳动服务公司,通过各种形式,陆续把待业人员全部组织起来进行就业训练和劳动服务《人民日报》1979年6月26日。。1980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劳动就业会议,提出了“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即“三结合”就业方针。1981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提出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这样,最初几年,改革的侧重点是在企业外部,结合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等多种经济形式,实行“三结合”的就业方针,以经济增量来扩大增加就业岗位。实践证明,在实施“三结合”的就业方针之后,中国就业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79年至1981年3年中,共安置2600万人;到1982年,已有24个省市自治区把1980年底以前积累下来的待业青年基本上安置完毕,从而使“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得到了就业岗位。据统计,城镇待业率从1979年的5.4%下降到1985年的1.8%,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待业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中国劳动年鉴(1992—1994)》,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1996年,第676页。
  
  在就业压力减轻的形势下,劳动就业体制的改革开始深入到国有企业内部。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四项规定,即《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根据这些规定,从1986年10月1日起,国营企业招用工人,“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必须实行劳动合同制,废止子女顶替等制度。《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第二章第五条明确规定:“企业招用工人,应当张榜公布经过考核合格者名单,公开录用。企业不得因任何形式进行内部招工,不再实行退休工人‘子女顶替’的办法。”这标志着实行达30年的“铁饭碗”的劳资关系的改变,是对新中国建立以来劳动制度的重大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此后,全国范围内全民所有制单位陆续废止了子女顶替这项行之有年的政策。
  
  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治理整顿和经济紧缩的大环境下,中国的就业形势又严峻起来。这时,一些行业、部门、单位提出可否恢复内招、子女顶替制度,以解决职工子女就业难的问题。1990年12月8日,劳动部发出《关于继续贯彻执行〈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的通知》,指出搞内招、顶替,不仅违背《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的基本原则,不利于企业选用合格人才,影响职工队伍素质的提高和人员结构的合理化,而且会形成企业内部亲缘关系复杂,给企业管理带来困难;目前国营企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有限,一些企业又处于停工停产状态,采取内招、顶替的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难的问题。对违反招工原则搞内招、顶替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并予以制止和纠正。自此,子女顶替这种社会现象基本消失。
  
  五、结语   
  纵观子女顶替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可见,一方面子女顶替是与职工退休、退职相联系的。在我国,老年工人和因公、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他们退休、退职后,允许子女顶替,帮助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使他们愉快地度过晚年,这是当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子女顶替与解决就业密切相关,促进就业是这一制度的根本出发点。实践证明,子女顶替政策的实施,确实扩大了新增加青年劳动人口的就业容量,尤其是舒缓了80年代初沉重的就业压力,促进了社会安定。
  
  但是作为一种就业制度,子女顶替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这种就业本质上是一种“低水平、高就业”,是以损失劳动生产率为代价的。“消灭失业”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劳动制度的基本宗旨,为此党和国家长期坚持“低工资、高就业”的方针和国家“统包统配”的就业政策。为了容纳更多的就业量,许多企业不能更新生产设备和先进技术,没有充分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带来更多潜在的失业。因此子女顶替,从根本上并不是解决就业的有效办法。其次,如前所述,子女顶替造成了消极甚至是恶劣的社会影响。它助长了职工对国家的依赖心理,冲击了学校教育的发展,歪曲了人们的价值观念,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健康进步。这里固然有执行政策的偏颇,但最重要的是制度本身的弊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和劳动就业改革的深入,子女顶替这种世袭式就业制度已根本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长期发展的目标要求,它的被淘汰,是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改革开放30年来,从1980年国家提出“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方针而开始的就业制度第一次改革,到1986年国务院发布改革劳动用工四项制度的决定,开始在新招工人中实行劳动合同制度,再到1995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一次用法律把劳动合同制确定下来,2008年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确立“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就业方针,我国的劳动就业实现了从“统包统配”的计划就业制度向自主择业的市场就业制度的根本转变。劳动者的就业渠道,由过去主要依靠全民所有制单位安排就业,转化为国有、集体、个体及外资、合资企业多渠道扩大就业。劳动者的就业观念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公平、竞争、择优的就业规则已深入人心。在这种形势下,子女顶替无疑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格格不入的,即使作为一种解决就业的暂时性办法,它也失去了生存的土壤。继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才是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的根本出路。   

春节过后,农民工陆续外出务工。为增强农民工法治意识,提高他们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该县各乡镇抓住春节期间农民还未外出打工的春闲时机,利用一村一法律顾问 法律服务站为契机,进村入户,采取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向农民工宣传法律、法规及农民工维权知识等形式多样的法律服务,让村民学法、知法、尊法、守法,现场解答农民工各类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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